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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2页）

到6月份，《青春之歌》已印了39万册。刘导生和袁鹰都撰写文章，肯定了《青春之歌》。

群众来信络绎不绝。

17岁的天津读者王世廉来信说，看完书后，对作者有一种孩子想母亲似的感情。特向杨沫提出：您作我的好妈妈行吗？请答应吧。

来信最多的是询问林道静、卢嘉川等书中人物是否还活着。

有一个战士来信表示，一口气读了两遍，迫切想知道林道静现在什么地方工作，叫什么名字，她的身体怎么样，并说部队里很多同志读完后，都关心她，怀念她，认为她是一个受人爱戴和敬仰的同志。

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某部甚至开来公函，请求作家杨沫提供林道静的具体地址，以便直接与她联系，更好的向她学习。

有几个南京的女学生来信说，她们曾几次到雨花台寻找卢嘉川的坟墓，非常遗憾没有找到。

由于反应强烈，当年8月中国评剧院的著名演员小白玉霜亲自上门找到母亲，要把《青春之歌》改编为评剧。

这年的12月2日，大连工学院学生发来一份字数很长的电报，代表4320名共青团员和6371名同学请求母亲去大连与他们一起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

外文出版社的同志登门求见，向母亲表示要把此书翻译成英文。

朝鲜和苏联的同志也与母亲商谈，要把小说翻译成朝鲜文和俄文。

只短短几个月时间，母亲就从默默无闻的普通干部一跃而成为在报纸上经常出现的知名人物。

《林海雪原》在当时的影响也很大，也几乎家喻户晓，但它似乎更倚重传奇的故事情节取胜，有点惊险小说的味道。而《青春之歌》没有那些传奇情节，靠一个有小资味儿的女主人公的真实生活经历，抓住了读者的心。这种影响，比一个战斗故事，一场剿匪战斗，也许更深入灵魂，更为广大学生和知识文化界所接受。

也有头脑比较封建的人批评《青春之歌》中的女主角接二连三地恋爱，很不严肃。其实那正是人类感情的自然流露，如果有什么可议论的地方也往往是人性的普遍弱点，所以才能激起那么多人的强烈共鸣。

随着《青春之歌》一书在全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母亲忙了起来，电话和拜访者络绎不绝。这儿请，那儿请；这约稿，那约稿；这个采访，那个采访。父亲劝母亲：采访一律不见，邀请一律不参加，以免让人说你搞个人名利。

母亲却认为这太绝对了，会脱离群众。

母亲在1958年9月5日的日记中记载，邵荃麟的爱人葛琴告诉她，这次去苏联开亚非作家会议的作家名单里有她。

10月4日，母亲随中国作家代表团乘飞机前往苏联塔什干。代表团团长为茅盾，副团长为周扬、巴金，秘书长是戈宝权。团员有叶君健、刘白羽、曲波、祖农·哈迪尔、季羡林、赵树理、袁水拍、郭小川（兼副秘书长）、纳·赛音朝克图、库尔班·阿里、许广平、张庚、杨朔、杨沫、玛拉沁夫、谢冰心、肖三。

女作家中只有许广平、谢冰心和杨沫三人。

母亲从无名之辈一下子与这两位文坛名流连在一起。

恐怕连母亲自己也没料想到，总在疾病的折磨下频频恐惧的她，单位调级唯一没有份儿的她，小说出版后还被点名批评的她，几个月之后，竟然会被上级如此重视。

12。不和谐声音（1）

到了1959年初，小说《青春之歌》的影响已经弥漫全国，好评如潮。

但是，1959年《中国青年》第2期发表了郭开的文章《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对《青春之歌》首次进行了公开的，严厉的批评。

这篇文章是怎么出来的呢？

自从反右运动之后，全社会存在着一种宁左勿右的倾向，特别是在部分青年群众中，喜欢上纲，动辄就扣大帽子。针对这种情况，《中国青年》杂志总编邢方群在编委会上指出：目前我国青年在政治生活中存在着看问题简单化，片面化的问题，比如乱扣帽子，对一些琐碎小事也生往政治上拉等等。应当组织一些文章进行教育，请文艺组注意这方面的选题。文艺组编辑江涵到北京电子管厂参加了小说《青春之歌》讨论会，并看了郭开的文章后，感觉郭开的批评是一个情绪偏激，看问题简单化的典型，就向总编邢方群汇报了。

邢方群当即表示，这个典型很好，要抓住不放，让文艺组进行组稿准备。郭开得悉《中国青年》将要讨论，编辑部并将刊发按语，其中含有对他的批评，表示了不同意见。经邢方群同意，《中国青年》找到了何其芳。何其芳看了郭开的文章后说：《青春之歌》不能全盘否定，郭开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你们可以讨论。这样《中国青年》决定从1959年第2期起开辟专栏进行讨论。

郭开是北京电子管厂的一名工人。他批评《青春之歌》的文章有三个基本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