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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1页）

第二天早晨，雪下得很大。

母亲的脸划破了怕冻，父亲让二姐跟他上山去锯木头。二姐不愿去，磨磨蹭蹭地不肯动身。父亲气急败坏地骂她：“败家的孩子，一点不懂事，再不上山拉木头就该烧大腿了！”

我正蹲在院子里撒尿，看着父亲拽着二姐趔趔趄趄地向后山奔去。忽然，我看到从二姐的棉裤腿里掉下来一个布袋，就急忙拎着裤子捡起布袋去追二姐，二姐接过布袋对我使了个眼色，悄声叮嘱我：“听着点

儿……”

我知道二姐指的是什么。

去年秋天一个美丽的黄昏，二姐带着我正在包米地里掰包米，忽然从山路上传来一阵叮咚叮咚的拨浪鼓声。我们山沟里从未来过货郎子，也从未听见过拨浪鼓声。二姐扔下包米，拉着我就向拨浪鼓声跑去……

只见一个长得黧黑的小伙子，挑着装有针头线脑的两只木箱子，笑眯眯地望着二姐，问她：“你想要点什么？”

很少见到生人的二姐羞答答地摇摇头，眼睛却盯着木箱子里的几根红绒绳……

小伙子从箱子里拿出两根红绒绳，往二姐的两条小辫上比了比，说：“你长得真好看，扎上红绒绳就更好看了。”

二姐穿着母亲给做的小花袄，袅袅婷婷地站在那儿，夕阳照在她红扑扑的瓜子脸上，眼睛显得又黑又亮，小嘴红嘟嘟的像刚吃过桑葚似的，好看极了。

我说：“二姐，真的，你扎上红绒绳更好看了！”

“别瞎说，咱哪有钱哪？”二姐小声嗔怪我。那时候能有两根红绒绳扎小辫，比现在买一条金项链都奢侈。

小伙子笑了，说：“不要钱，送给你了。”

“那我拔点儿花生给你带着！”二姐说完，拉着我就往花生地里跑去。

我和二姐拔了一堆花生塞到小伙子的货箱子底下。临走，小伙子对二姐说：“下次再来，我给你带来两条红绸子，你扎上红绸子比扎红绒绳更好看！”

二姐冲小伙子羞怯地笑了笑。

我和二姐站在山坡上，望着小伙子挑着货箱子的身影消失在山道上，叮咚叮咚的拨浪鼓声已经变成了美好的回忆，二姐这才拉着我向包米地里跑去。

路上，二姐叮嘱我：“不许告诉咱妈咱爸！”

我说：“二姐，你今天可好看了！”

二姐却说：“别瞎说，大姐才好看呢！”

《生命的呐喊》　第二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二十九节（2）

写到我的三个姐姐，我心里很是酸楚。小时候，三个姐姐在一起总是“嘻嘻哈哈”地你说我好看，我说你好看，却没一个说我好看。一是我还小，二是她们长得一个赛一个漂亮。为这事，我撅着嘴巴问母亲：“妈，为啥她们长得都比人家好看哪？”

母亲安慰我：“别着急，咱老多咕长大了也能好看，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嘛。”

可惜，哥哥姐姐的命运都很坎坷，一辈子过得都不称心。大姐一天书没念，十六岁就嫁给了在沈阳新华书店工作的姐夫，一辈子只认识自己的名字。她在沈阳街头卖冰棍，人们都叫她“冰棍明星”，都愿意买她的冰棍。大姐夫虽然长得丑点，但人品很好，可惜四十几岁就得了青光眼，双目失明。大姐用竹竿牵着他走过了漫漫人生。三姐只念了小学二年级，搬到佳木斯以后，十五岁的她不好意思跟矮半头的孩子一起上课，只好辍学当了学徒工。三姐夫虽是一表人才的大学生，可惜在“文革”期间得了急性脑炎，三十岁就去世了。哥哥在铁岭读了几年书，但嫂子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哥哥一个人上班，孩子又多，全家的生活一直很拮据。而且，两个侄子都是意外去世的。最惨的要属二姐，她只活了二十四岁。

从那以后，二姐总爱站在院子里望着那条通往山外的山路发呆。可是，再也没有听到那叮咚叮咚的拨浪鼓声。所以，她每次出去干活总会叮嘱我一句：“听着点儿。”

那天，我从雪地里捡起布袋还给二姐，却发现我的手上都是血，掉布袋的雪地上也被血染红了。我吓坏了，急忙跑进屋去告诉母亲。母亲只是叹了口气，没说什么。我长大以后母亲才告诉我，二姐那天来月经了，布袋子里装的是小灰，晚上从山上回来，经血把二姐的棉裤都洇透了。

母亲说，那时候女人来月经哪有什么卫生纸，都用破布缝个布袋装些小灰来接经血，下地干活，装着小灰的布袋经常把大腿里磨破。

二姐跟父亲在山上锯了一天木头。傍晚回来，整个人都变成了冰溜子，全身挂满了白亮亮的霜雪。

不知在山上锯木头受了风寒，还是出汗着凉坐病了，第二天早晨，二姐的双腿忽然不好使了，下不了地，腰疼得像折了似的。

母亲给二姐拔火罐，熬草药，折腾好多天总算能下地了，可是二姐的脊梁上却鼓起一个小包，而且越长越大。二姐经常偷偷地哭，她哭我也跟着哭。

我和二姐的感情最深，大姐出嫁早，三姐年龄小，是二姐把我带大的。她经常背着我上山摘樱桃、采桑葚、捡山里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