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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3页）

“哈哈哈……哈哈哈……”

我就像个“跟屁虫”似的追着这群哥哥姐姐们，上上下下的为他们端茶倒水，被当个三孙子似的使唤，可心里边还特乐意，那一刻我简直羡慕死他们啦！

唯有父亲悄悄一个人坐在里屋的床头，默默地叹息：哎！这群小兔崽子，怎么就这么生分呢！真的就没爹没妈？没兄弟姐妹？难道都是从石头子儿里蹦出来的？

工夫不大，“乌鸦”和“麻雀”就一哄而散了，看着他们的背影，父亲咬着牙小声骂了一句：“不见棺材不落泪！”

要远行的孩子真的没哭，但是他们的家长哭了，我的父亲纪元哭了。

夜深人静的时候，父亲在灯下用他那比女人还要纤细的手，一针一线地为女儿缝补棉大衣。再没有类似蒜条金之类的宝贝可以往里边藏了，父亲就把当年梦璋曾逼着自己穿走的那件皮坎肩找了出来，一点一点地拆开，将柔软的皮毛悄悄垫进了我姐的棉大衣里，祈望它能在北大荒的冰天雪地里，为女儿聊挡风寒。

父亲一边缝纫一边默默地掉眼泪，那是男人的眼泪，苦涩而又复杂。伴着眼泪的，是他大口大口咯出来的鲜血。

。。

来自北大荒的“呼救”

1969年的10月24日，我姐终于盼到了出发的哨音。

那一天偏偏是瑟瑟秋风，冷冷苦雨，父亲带着我；来到学校为女儿送行。

其实我姐是个挺矫情的女孩，从小就总跟我打架，而且永远是她“战无不胜”，我曾经恨得她牙根痒痒。于是暗地里想：她走就走吧，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至少以后没人再欺负我了。

可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而且不知道是从哪儿冒出来那么多的眼泪，尤其是在最后分手的那一刻，我姐快速地、偷偷地把一块钱塞到我手里，然后又使劲把我的手攥了两下，那意思是：“别声张！”

我觉得我姐是那样的慈爱，那样的疼人，于是就拽着她的衣角哭着嘟囔：“不要你的钱，你能不能别走？我再不跟你打架了……”

父亲一把将我拉开，把那一块钱重新放进我姐的衣袋里，然后又掏出来少许零钱，让她看着将这把零钱都放在了我的手中，我姐就朝我们微微一笑，然后紧紧地咬住嘴唇。

队伍集合了，我姐因为个子矮就排在第一行的第一位，她手里举着红旗，小辫儿甩来甩去，胸脯腆得老高，标准的一个“红色娘子军”的造型，不禁让人想起那个时代任何人都能背得滚瓜烂熟的一首毛主席诗词：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只是那本该出现的灿灿曙光，不巧被眼前的冷冷秋雨所掩，因此给这激动人心、蔚为壮观的场景大打了折扣，以至于不少人的脸上罩着一层淡淡的灰色。

踩着欢送的锣鼓点，人们努力地露出近似呆板的笑容。

指挥员一声口令：“报数！”知青们用碎步把各自的位置找准，向前边的人看齐，然后高声喊道：“一——二——三——四……”报完数，他们就列队出发，爬上一辆辆敞着篷的解放牌大卡车。

我姐排列的那只队伍从我们身边走过的时候，父亲举起手臂，最后一次向女儿招了招，并把身体尽量向前倾过去，想凑得再近一些。他朝着我姐喊道：“白静同志，好好干！争取早日入团！入党！”

一阵劲风掠过，呼啦啦的红旗漫卷。

那旗子呀，就像一块轻柔的红色纱巾，抚摩着我姐稚嫩的面庞，我惊愕地发现，贴在她脸上的那一角红旗，刹那间竟被沁湿了。

两个星期过去，我姐寄来她赴北大荒之后的第一封家信。信的开头，就十三不靠地甩出来两句豪言壮语：

“我愿做大兴安岭上的青松，不当城市温室中的花朵！”

并随信寄来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她身穿棉制的军大衣，头戴军棉帽，只是没有领章帽徽罢了，要不然还真以为她是个女兵呢。

这张照片简直就像一针“兴奋剂”，一下子又把父亲的革命激情给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