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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度完善，所拍影片为“风景”、“时事”、“教育”、“新剧”、“古剧”等五大类，前后历时十年之久。　　1922年，新剧界郑正秋、周剑云和一度参与交易所生意的张石川等人决定投资电影事业，筹备成立明星影片公司。他们欲通过电影来“补家庭教育暨社会教育之不久”以改良社会（参看《影戏杂志》第一卷第3号，1922年5月25日文章），何况“影戏潮流”有利可图。明星影片公司就设在上海贵州路原大同交易所内，公司职员中不少是交易所倒闭后的求职人员。明星公司拍摄了一批思想性、艺术性尚佳的作品，如《孤儿救祖记》、《玉梨魂》、《二八佳人》等。明星公司的成功，使社会上投资开设电影公司者日众。　　据1927年出版的《中华影业年鉴》统计，1925年前后，在上海、北京、天津、香港等地共有近40家摄制电影的公司，其余挂牌而形同虚设的尚有一百多家。在这40家公司中，以大中华、百合、天一、长城、祚州、民新、联华等公司为佼佼者。拍摄的片种有“黑幕片”、武侠片、古装戏曲片、纪录片等，既有《白芙蓉》、《东方夜谭》、《媚眼侠》、《盘丝洞》之类庸俗低劣之作，也不乏像《天涯歌女》、《胡都春梦》、《难为了妹妹》等佳品。

戏剧、电影业的兴起（4）

民国初期电影公司林立，拍片甚多，原因是拍片成本不高，只要影片稍够水准，就不难售出。以1926—1927年为例，那时底片4．5分钱一尺，副片2分钱一尺，洗一套拷贝约300银圆。编导、演员酬劳均低，女主角日工资4—7圆，或月支200圆，男演员更少，配角和临时演员大多义务参加。所以拍一部片子仅需4000圆。电影市场以上海为主，片子在上海放映收入即可收回成本的1／2，加上发行到全国和海外的收入，盈利高达一倍以上。民国初期拍摄的电影很呆板，谈不上什么镜头、导演、技巧运用。只要把摄影机架好，镜头对准演戏的演员，固定不动，永远是一个“远景”，直到一盒200尺底片拍完为止。又因为是无声片，不需录音，演员表演时只要动嘴，不必出声，技术很简单。　　1926年12月，美国的有声电影传入中国，各地大电影院纷纷改装设备，放映有声电影。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现代电影院　　1927年，美国商业部海外代表有一份报告《中国的电影市场》（刊载于美国《贸易信息公报》467期）提供了当时中国电影状况的信息。这份报告提到：“中国目前有一百零六家电影院，共六万八千个座位。它们分布于十八个大城市”，主要是通商口岸，而在106家影院里面，上海占26家，也就是四分之一。1920年代最豪华的电影院是奥登（Odeon），有1420个座位：“底楼的座位按现代影院的风格来设计，包厢里则都是皮套座椅（在上海，好座位总是在包厢里，便宜的在底楼）。”　　1930年美国商业部的《贸易信息公报》722期刊载一份《电影在中国》的报告，指出“欧美所有的大制片公司都在上海有代理和发行人”，还记录了豪华影院的门票价：“从二角到三圆”（合美金7分到1元）。为了吸引上海的电影观众，“电影院几乎用尽了所有的广告策略，尤其是那些首轮影院。广告的主要媒介是中外日报，在城市各处、电车和公共汽车上张贴的海报和宣传画，霓虹灯以及其他的电招牌，新片预告邮件”，再加上电影院出售的一系列电影杂志。在《良友》画报上连载了好几期的奥登影院的英文广告是这样写的：“奥登是东方最宽敞最华美的电影宫殿。完美的构造和设计。一切为观众的舒适和健康着想。奥登首家为您提供最佳影像。”　　奥登亦不过是上海12家有殖民英文名中的一个，其余还有卡尔登（Carlton）、恩派亚（Empire）、夏令配克（Olympic，即Embassy）、中央（Palace）、维多利亚（Victoria）、巴黎（Paris）、上海（Isis）、美琪（Majestic），等等。在这些影院，好莱坞的八大电影公司都享有放映他们首轮影片的权利。　　不过，奥登的豪华魅力迅速被革新了的大光明影院取而代之。大光明于1933年开张，配有空调，由著名的捷克建筑师乌达克（Ladislaus　Hudec）设计，计有2000个沙发座。（1939年后还配备了“译意风”，也即当地的一家英文报纸所谓的“中国风”（Sinophone），可资同步翻译。）宽敞的艺饰风格的大堂，三座喷泉，霓虹闪烁的巨幅遮帘以及淡绿色的盥洗室。《大美沪报和水星》为“大光明的新发明”登了这样的标题——《中国风：给本土影迷的大恩惠》。　　电影院在物质和文化上给城市生活带来了一种新习惯——看电影去；而如果没有这种文化气候，中国本土电影业的迅速发展是难以想象的。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早期电影制作环境简陋，但中国电影制作者们还是力争跟上西方电影的潮流。早期电影业的一大赞助商实际上是商务印书馆。到20年代，从流行小说和戏剧中取材的中国无声电影已经有了相当的观众。1927年，世界上第一部“会说话”的电影在好莱坞首映的第二年，上海的首轮影院就开始播映有声片了。　　1930年，明星、友联等影片公司开始从事国产有声片的摄制。由于资金、设备和技术上的困难，这两家公司采用了成本低、制作简单的蜡盘发音方法。1931年3月15日，明星制作的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新光大戏院公映，轰动全国及南洋华侨社会。接着友联生产的《虞美人》也于5月24日在上海夏令配克影院与观众见面。同年，天一、大中国和明星三公司，又聘请外国技师，分别摄成了采用片上发音方法的《歌场春色》、《雨过天晴》、《旧时京华》三部新片。　　民国初年至抗战时期上海的电影票价　　上海放映电影的场次，有“首轮、二轮、三轮”之分别。头等电影院，专映首轮影片，特别是名片。二等电影院，专映第二轮放映的名片，和小公司出品的影片。三等电影院规模狭小，完全放映三轮、末轮片（旧片）。所以电影票价的档次差别比较大。　　不仅有首轮、二轮、三轮的级差，而且有日场和夜场的级差。同一电影院又有楼上、楼下，中排、前排、后排座位的级差。　　一般说来，在20—30年代，上海电影票价的档次约为——　　日场：7角、5角、3角、1角；　　夜场：8角、6角、4角、2角；　　夏季露天电影一般票价仅为1角钱一张。　　头等电影院放映首轮名片的票价，夜场为8角至6角，日场为7角至5角；最贵的是1圆。三等电影院票价仅为1角至2角。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戏剧、电影业的兴起（5）

北京各电影院的票价　　经多年搜罗，我找到1916—1938年间先后6部以《北京指南》、《北京便览》、《北平指南》为书名的游览手册，可以看出这二十多年间北京电影业发展之一斑。　　根据民国五年（1916年）九月出版的《北京指南》卷五所载“电光影戏”一条，民国初年北京电影院情况如下——　　“电光影戏，京中称为‘电影’，初自泰西流入中国南方各埠，继自上海天津等处，流行入京。惟专设常演之处，亦无多多。于戏园中加演之余，则东安、西安市场中间或有专演者。看资则贵贱不等。大抵专门常演之处，则取资贵，优等须八角，头等四角，二等二角半，起码铜元十二个。其稍便宜者，则以铜元为标码，头等二十四枚，二等二十枚，三等十二枚。”　　电光影戏之专演者（两处）：平安电影公司——东长安街；大观楼电影公司——大栅栏。加演者：三庆园，升平电影（场）——大栅栏南；庆乐园，华安电影（场）——大栅栏中。　　又，据民国十八年（1929年）九月出版的《北平指南》第八编所载“戏园电影院”条目——　　“北平电影院价目，平时最高者五角，最低二角。有加演特别片时，加价不过一圆而已。”电影院列出十家：中天电影院——绒线胡同，真光电影院——东安门外大街，平安电影院——东长安街，中央电影院——北新华街，吉祥电影院——东安市场内，春明电影院——东四商场内，大观楼电影院——前门外大栅栏，青年会电影院——米市大街（即后来的光陆电影院），通俗教育馆电影院——钟楼，国货陈列馆电影院——前门箭楼。　　其中设备最好的真光电影院，票价大体分三个档次：一等是专利特轮名片，即“只此一家”上映的获奖的世界名片，如《赖婚》、《自由魂》及后来的《乱世佳人》等，最高票价银洋圆，最低6角；二等价是多家上映的头轮片，最高1圆，最低5角；三等价是复映片，最高8角，最低4角。那时银洋2圆可以买一袋面粉（注：合40斤）。1922年3月曾举办特场电影，上映《书痴福》，最高票价5角，最低2角。　　20世纪３０年代电影演员的经济生活　　３０年代，由于一批左翼作家、演员的努力，中国的电影事业迈进了新阶段。上海成为东方电影艺术中心，影星云集。1931—1933年，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了电影小组，剧联成员夏衍、阿英、郑伯奇、沈西苓、赵丹、魏鹤龄先后进入明星公司担任编剧、导演和演员；1932年，田汉、阳翰笙等作为严春堂的总顾问，筹建了艺华影片公司，并拍摄了《生之意志》、《肉搏》等影片。金焰、郑君里等分别在联华公司当演员；汤晓丹、司徒慧敏则进入了天一公司。　　30年代中国电影步入黄金时代，以《渔光曲》、《桃李劫》、《马路天使》、《十字街头》为代表的影片已经走向世界。电影艺术中心——上海的影业公司有40多家，其中著名的有明星、天一、电通、联华、艺华等。　　昔日明星们的经济状况究竟如何呢？未见系统研究。但我从先辈们的遗物中找到当时留下的两种史料：（1）若干部影片主要演员的片酬合同；（2）影业公司长期聘用的月薪合同。当时片酬最高纪录是胡蝶，2000圆（合今6万元），但其中1０００圆为现金，另外1０００圆为股本入账；其次阮玲玉，1000圆（合今3万元）。普通演员月薪最低起点为30圆（合今1000元），较高的为数百银圆。一般收入的幅度在这两端之间。不妨再举几个例证。　　1。　陈波儿　　1907年７月生于广东省潮安县，原名陈舜华。　　我查到了第一手史料：当时陈波儿留存的两份片酬合同。　　1934年４月，陈波儿正式进入明星影片公司。５月签订了拍摄无声影片《青春线》的合同，期限为４个月，片酬300银圆。见证人张凤梧（阿英）、郑君平（郑伯奇）。　　几乎同时，1934年５月，陈波儿又与电通公司签订了拍摄有声影片《桃李劫》的合同。约定从５月１６日到８月１５日，整整三个月期间参加影片《桃李劫》的拍摄工作，担任女主角，片酬300银圆。分两期支付：第一期150银圆在合同签订之日支付，第二期150银圆于全片完成后支付。合同介绍人司徒慧敏，证明人应云卫。　　这一年１０月２９日，《现代演剧》杂志记者吴湄采访了陈波儿。记者问起：“陈小姐每月的生活费要多少？”回答说：“不到一百块吧。”　　1934年，陈波儿不仅成功地主演了两部电影，还发表了２３篇文章。稿酬为千字３银圆。因此，她每月收入超过２００银圆。　　我还查到了当时陈波儿留下的两份长期合同。　　在1935年５月，电通公司跟陈波儿签订了长期聘用合同，时限为二年。约定薪金为：　　从1935年５月到1936年５月，月薪１４０银圆；　　从1936年６月到1937年５月，月薪１６０银圆。　　但是电通影片公司于1935年底被迫结束，陈波儿转到明星公司二厂。1936年５月，明星影片公司又和陈波儿签订了聘用合同，为期三年，从1936年６月１日起，到1938年５月31日为止。合同规定月薪为200银圆（一年后，1937年７月抗日战争爆发，合同被迫中断）。。　最好的txt下载网

戏剧、电影业的兴起（6）

2。　艾霞　　生于1913年。她在30年代初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加入天一影片公司做普通演员，试用期月薪只有30银圆。　　1932年她转入明星影片公司，开始主演，月薪由60银圆增加到100银圆。1934年初，艾霞自杀身亡。　　3。　王莹　　1913年３月生于安徽省芜湖市，原名俞志华。生母早丧，幼年被继母卖为童养媳，出逃后被舅妈收养，改名王克勤。１７岁在上海大学加入中共地下党。　　1932年王莹进入电影圈，首次在天一影片公司主演了《女性的呐喊》，然后转入明星影片公司，主演《铁板红泪录》、《同仇》。两年内积攒了将近1000银圆，于1934年３月赴日本东京留学，旅费100银圆，在日本每月生活费50银圆（合７５日元），一年后归国。　　３０年代中，我国许多青年从上海到日本去留学。当时上海是东方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而日本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在上海一个月的生活费，到东京可以过上两个月。　　4。　周璇　　周璇，又名周小红。据说原籍江苏省常熟（一说常州），在上海长大。大约生于1919年（一说1918或1920年，难以确定）。　　1932年，大约13岁的周小红参加黎锦晖主持的明月歌舞团，因为嗓子好又善于唱歌，第二年演唱歌曲中有一句“誓与敌人周旋在战场上”受到群众欢迎，故改用艺名周璇。歌舞团刚成立的时候，大家住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一家俄国餐馆楼上，每天晚上睡地铺，吃大锅饭，生活很清苦；演出票房有盈余的时候一晚上才可以分到5角钱。后来歌舞团解散，周璇参加新华歌剧社，社址在巨泼来斯路美华里2号。　　1935年“新华”又解散了。周璇经丁悚和龚之方介绍，加入艺华影片公司担任配角，处女作是《花烛之夜》；一开始月薪50圆。她曾回忆说：这个数目对当时的物价说来是不算少了（陈注：相当于９０年代的人民币1500—2000元）。1937年初，主演《马路天使》获得空前成功。此后月薪提到200圆，成为公司老板的摇钱树。　　此外她还唱流行歌曲，还有在百代唱片公司灌唱片的收入。抗战期间周璇滞留在上海租界（当时称为“孤岛”）继续演艺生涯。　　5。　蓝苹（即抗战初期到延安后的江青）　　原名李云鹤，1914年３月生于山东省诸城。　　1931年李云鹤担任山东青岛大学图书馆职员，月薪３０银圆。这是目前可以查到的第一个有关蓝苹收入状况的数字。当时李云鹤自留２０银圆生活费，１０银圆寄给老家的母亲。　　1933年４月李到上海，寄居田汉家中。不久参加中国左翼戏剧联盟。　　1934年５月，李云鹤跟着俞启威来到北平，在沙滩租了一间寓所，每月租金２银圆，生活费６银圆，非常贫困。　　1935年初又回上海，以“蓝苹”为艺名，主演名剧《娜拉》。进入电通影业公司，月薪60银圆。（据1935年8月《民报》连载的《蓝苹访问记》）　　6。　舒绣文　　原名舒彩云，1915年生于北京。父母原籍安徽黟县，是中学教员。自幼家境贫苦，她曾改名许飞琼进舞场伴舞谋生。16岁独自离开北京南下上海，被介绍到天一影片公司去教国语，工资每月30大洋。后来参加集美歌舞剧，又到杭州参加了五月花剧社。　　19岁那年（1934年）进了明星影片公司。合同订期三年，基本月薪60银圆。在上海演戏、拍电影之余，她用许慎、苏谦的假名进补习学校努力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