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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部分（第1页）

不管燕国可疑也罢，不可疑也好，您都应该善待它。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王明示天下以有燕”，告诉诸侯燕国跟齐国是一伙的。使得那些居心不良的人不敢随便去煽惑燕王，让燕国想背叛齐国都难。

大概齐湣王这时仍面露犹疑，令苏秦觉得要叫他消除顾虑，就不能再说“事乃时为”这种不太自信的话，便索性起誓似的宣称：“臣不能使王得志于三晋，臣亦不足事也。”

如果拥有燕国还不能使魏、韩、赵听命于齐国，他就是个没本事的人＇3＇。

齐湣王还是相信苏秦“足事”的，也就终于听从了他的意见。诸侯攻秦的组织工作也随即开始进行。

四。尊严受损的人最难保持理性。

这次攻秦就是被后人夸大成所谓以苏秦作纵约长，领六国诸侯伐秦，令秦国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的那次合纵行动。其实苏秦根本没当上这样的统帅，他一直是在搞幕后策划，即便是这类活动，在开始的时候他可能连主角还都算不上。因为要攻秦首先就要联络赵、魏、韩等国，可是被齐湣王派到这些国家进行此类外交的却不是苏秦，他接受的任务是回燕国去，显然也是告知燕昭王做攻秦的准备。看得出齐湣王对燕国依旧不那么放心，参加攻秦的事必须苏秦亲自回去落实才行。

人怕什么就偏会遇到什么，大概在苏秦刚回到蓟不久，燕国和齐国之间便发生了一次严重的流血事件，两国关系立时面临恶化的危机。

让人意外的是，挑起这次流血事件的并不是憎恨齐国的燕国人，反倒是一心想拉住燕国的齐湣王。

整个事件的情节很简单，一位燕国人被齐湣王杀死了。死者若是寻常之士，也就不会闹出太大的事端，可这个人偏偏是那位燕国将军张魁。

对张魁的死史料没有详细记载，《吕氏春秋·行论》上只有四个字：“齐王杀之”。齐湣王为什么要这样做，今天已找不到答案。不过正是从那极其简略的记述中，人们不难得出一个印象，张魁并没有作危害齐国的事，否则一定会被记录在案。也许他在言语行动上对齐湣王有所冒犯，但决不会到该死的地步，不然史家就可能给他写下“不恭”的评语。

这也就是说，杀死一个别国将军，不惜酿成外交争端，完全是齐湣王在使性子胡来。

此时的齐湣王正在逐渐显露出他人格中丧失理智的凶暴的黑暗面。

张魁的死讯传回燕国，燕昭王听后登时“泣数行而下”，不住地流泪。也许张魁是他喜爱的臣子，但他此刻的哭泣更多是为自己尊严的受伤。这从他随后下达的命令就可以看出来，那命令说：“余兴事而齐杀我使，请令举兵以攻齐也。”

因为张魁是“我使”，所以燕昭王才会决定为他的死起兵进攻齐国。

这当然同样是不理智的行为，燕国这时与齐国开战并无胜算，但燕昭王必定是觉得自己的忍耐已经过了底线。派出去的高官无故被害，如果这样的屈辱还要咽进肚里，燕国或者说他的颜面何存？

下面的大臣肯定有一批人不赞成发动如此争意气的战争，但张魁的死确是奇耻大辱，面对着无比悲愤的燕昭王和国人，谁也不敢提出理性行事的劝告。否则不但意见不会被接受，自己也将给骂成卖国贼，这是人类政治历史中常有的一种困境。

但终究还是有个叫凡繇的人鼓足勇气，站到了燕昭王的面前，不过他也没有直接劝阻与齐国打仗，而是张口就表示要辞职，理由是：“贤王故愿为臣，今王非贤主也，愿辞不为臣。”

燕王不是贤明之主，他不愿给这样的君王当手下。

连一些昏庸之人都可以自认是明君，领导了燕国复兴的燕昭王，怎么会不是“贤主”？

燕昭王显然也这样想，所以不解地问凡繇道：“是何也？”

凡繇的回答是先说起了让人伤心的往事：“松下乱，先君以不安弃群臣也。王苦痛之，而事齐者，力不足也。”

“先君”自然就是燕王哙。他在齐国入侵的战乱中丧命，他的儿子燕昭王却依旧要小心地侍奉齐国，这般忍受屈辱，还不是因为燕国的实力斗不过齐国吗？

听到这里，燕昭王应该有所领悟了，凡繇于是直奔主题：“今魁死而王攻齐，是视魁而贤于先君。”

为一个死掉的张魁跟齐国拼命，难道张魁比前任国君还重要吗？

张魁为什么就不能比燕王哙重要？每个人的生命至少也应该是平等的。可这是现代的文明法则，两千多年前和以后的漫长时间里，人们并不懂得这些。

凡繇对张魁如此估价，依据的仅仅是一条通行的规则，燕王哙是国君，张魁只是臣子，他们的地位永远有高低之分，不可能有相同的价值。

从敢于谏言来看，凡繇大概是一个正直的人。可悲的是，正直的人许多时候也是一个谨守常规，不能脱俗的庸人。

只有在那样的时代，凡繇这两句根本不合理的指责，才能拥有不容置疑的道德合法性。似乎就是凭借着它的威势，燕昭王不得不俯首称“诺”遵命。

其实这多半只是事情的表象，如果没有凡繇“力不足也”的点醒，一直沉浸在羞愤中的燕昭王怕也不会这么顺从。

凡繇接下来便正式“请王止兵”，燕昭王自然同意，但又问道：“然则若何？”

不能打仗，那究竟该怎么处理这次外交危机呢？＇4＇

五。骄横与怯懦都是人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