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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部分（第3页）

同时也意识到了，由于当时的年少无知，生性倔强，在人屋檐下硬是不低头所招来的祸。然而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这完全是由于我为人处事不会见风使舵，阿谀逢迎，权衡利弊，投机取巧的性格所造成的。又能怨谁呢？只有自作自受，自食其果。

在那饥馑的年月里，已经沦落到穷困潦倒，连饭都没有吃而无法生存的人，还侈望什么不断求知上大学，这岂不是画饼充饥在做“黄梁之梦”吗？看样子我只有放弃求学了。

此时由于饥荒，班里的学生也在减员，尤其是家在乡下的学生更为甚之。

一天上午，“秃顶”颜明知道我那时正处于困境不可自拔，还找我谈话，佯言“要我发扬革命传统，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我气忿地说：“我已经艰苦的连学都上不成了，还要再怎么艰苦？”

他狡黠的对我说：“那你可以写报告要求退学吗。”

此时我心如刀割，他是在公报私仇，企图扼杀我，致我于死地而幸灾乐祸。当时我是那么的软弱而又无力反抗，任人宰割。

然而我又依托什么继续坚持上学呢？

我决意退学。

当天下午，我就将退学的报告交给他，此举正中他的下怀。当时他就在上面写了“同意退学”的签字，并说还要将我的报告交给领导……后面他还在说什么，我已无心在听转身离开了办公室。

亳县二中是我在此读初中、高中，求学四年半的学校。此时看来我已经到了待不下去的份了。

没过几天我回到宿舍把我的铺盖和我的两本心爱的唐诗、宋词捆扎在一起，仅有我的同窗好友赵振殿含泪把我送出了过去曾给过我知识和欢乐，又曾给过我创伤和痛苦的“母校”。

从此，开始了我在亳县两年居食不定的流浪生活。

“母”有两种，一种是爱子如命的，另一种是惜命虐子的。当时“母校”二中的园丁——我的老师，他们之中有的为其一，还有的是其二……

第十六章　户口迁移　被困西安（一）

屋漏偏逢连阴雨，船破又遇顶头风，可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第一节

1960年冬，我由亳且二中退学，因无家可归户口转到了当时我姐教书的学校，但是我在五里庙小学只是一个寄居者的身份。

虽然后来我在该校曾经当了半年的临时教师，但也不属于学校的正式职工。当时我也不为工，也不为农，既不是某一居民委员会的居民，也不是某个人民公社生产队的社员，而是一个寄人篱下的无业游民。因此在我迁移户口时，连个上交报告的单位也没有。

眼看就要到了1962年的年末，学校马上就要放假了，老师们也要离校回家过年，而我在此临时代课的工作也就随之结束，又要无处栖身了。

可是我的户口迁移报告仍然无处可交，没有一点着落。

在着急中，我突然想起当时在县民政局任局长的张凤仙先生，听说他过去曾与我你相识，不仿试试求他帮忙，这也是临时抱佛脚，病重乱投医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打听到张局长的住址，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前去拜访。张局长年纪五十，高高的个子，待人较为和气。相见后我先作了一下自我介绍，然后谈到我母亲去世后，一人求学的艰难和在六零年“三年自然灾害”中辍学后的困难，请求他给于帮助将我的户口迁往西安去投奔亲戚生活。

他听了之后颇为同情；拿出钢笔在我的报告上写了“请城关镇方镇长帮助办理”的指示。并告诉我方的住址，让我去找他帮忙。

第二天上午，我在上班之前就赶到了方镇长的家中，将张局长签过意见的报告交给他，他看后随即便在上面写了“请涡北（涡河北岸）派出所给于办理”的意见。

当天下午，我拿上五里庙小学的集体户口簿来到涡北派出所找到所长，他马上就让户籍员给我办理了户口迁移证，其迁往地址为“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庙后街派出所”。随后我又到县粮食局办了粮食关系证明。

事情办的就是这么的简单。总共没有超过两天的时间，我就把当时一个人赖以生存的户粮关系都已办妥。

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了“权力可以办事”的奥秘。

从此我由亳县迁往他乡，已不是亳县所管辖的居民，也与亳县脱离了一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