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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部分（第3页）

听到这话，我知道和苏英的瓜葛他们也知道了，在这之前他们已去过清水塘农场。是这样的。这些人做事情总是点滴不漏的。

冯俐是我的未婚妻，苏英不是。K大的同学都知道的。我说。

我们不是不相信这个，所有事情都瞒不过我们，否则我们就不会跋山涉水到这儿来找你问冯俐的问题。“老兄”说。

我觉得自己的脑子很不够用，我真的用不着向他们强调冯俐是我的未婚妻，这是多此一举的啊。

我没吭声，等他们的下文。下文才是最重要的。

你和冯俐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老兄”问。

这一问不由使我想起在草庙子看守所经受过的审讯，方式口吻都很相似的，时间地点人物所作所为，给你个囫囵枣去啃吧。

还得再提一次草庙子看守所的审讯锻炼了我的记忆力，我稍一思索，便记起了那“最后的一次”：是我被捕前的那个周一，冯俐到宿舍里找我，问今天安没安排我的批判会。我说没有。她说她舅舅一家要迁返河南老家，让我和她一起去送送行。我想请假或许会被批准，可我不想去。《大地》稿件的事给她舅舅带来了麻烦，是不是就为这个戴的右派帽子不敢说，有影响是肯定的，我无法面对她的舅舅和舅妈。我说你去吧我不去。我催促她赶快离开宿舍，她不走。当时的情况与后来是大相径庭的，当时她总是不管不顾地去找我。而后来在清水塘任凭我千呼万唤她就是不出头。记得那天她在宿舍里呆得很久，直到黄伟董建力回来才走。

“最后一次”的情形像闪电般在脑子里一闪而过。我如实向“两兄弟”报告了。

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认识的？“老兄”又问。

五三年九月份。我回答。回答时一个扎着两小辫满脸潮红的小姑娘（也许应该称大姑娘）形象鲜明地出现在眼前。还有一个甜甜脆脆的声音“你是中文系的吗？”回响在耳畔。

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恋爱的？“老兄”又问。

我摇摇头。我不是想回避问题，而是我真的搞不清是从哪个具体时间我俩建立了恋人关系。

大一？大二？大三？“老兄”扳着指头问。

大二吧。我答。

就是说你们有三年以上的恋爱时间了。“老兄”说。

是这样。我答。

你们两个是很谈得来的是吧？“老兄”问。

是的。我答。

在一起经常交流思想，谈论国家大事？“老兄”问。

我开始警惕起来，一时不知怎样回答才合适。

她从什么时候起暴露出对领袖的抵触情绪？“老兄”急问。

我吓了一跳。心想为什么要提这样的问题？这是来不得半点含糊的事。我答：我从未发现她对领袖心存抵触情绪。不会的，她家是贫农成分。急切中我连她家的成分都报出来了。

高饶反党集团的成员大多出身很好嘛，到后来不是也走上反党的道路了吗？“老兄”说。

我无法反驳他的话，因为我不知道高饶反党集团的成员家庭出身究竟是什么。但反党是中央文件公布的，是铁定的事实。

她在你的面前曾暴露过对领袖的抵触情绪，这一点我们是掌握的。你要如实交待。“老兄”态度一下子变得严厉，两眼牢牢地盯着我。这时“老弟”也抬起头，以同样的目光向我发射威慑力。

我真的没发现她对领袖的抵触情绪。她是很热爱党热爱人民领袖的。我说。

她自己都交待了，为什么你还替她隐瞒呢？你怎么能这……这……这样呢？“老兄”很激动，很气愤。又说，你这，这是帮她还是害她呢？“老兄”的表情很诚恳。可他忘记了一点，我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是在审讯（和做审讯的准备）中度过的，态度比“老兄”诚恳的大有人在，我也几度被“诚恳”所感动，将“豆子”一股脑儿倒了出去。可到了向你宣判的时候，“诚恳”就不见影了，一下子送给你九年刑期。

党的政策你清楚不清楚呢？“老兄”问。

清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答。

既然清楚为什么抗拒呢？“老兄”问。

我没有必要替她隐瞒的。我想想又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祸来临各自飞。何况我和她还不是夫妻，恋人关系也早断了。只要我知道她的问题，一定会揭发出来的。

但你说做不一哩。“老兄”一针见血地指出。

你们才真的说做不一哩，我心里想。到这个时候，我又横下了一条心，决不会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决不伤害冯俐。这么想的时候我实在是愤慨到了极点，将一个弱女子判处劳教又改判劳改，仍不算完，到底想怎么样呢？真要将人置于死地而后快吗？

你必须揭发，不揭发是不行哩。“老兄”斩钉截铁地说。

我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