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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2页）

看守的叫我把东西都打开，一样一样地检查。我心中知道这是过关。一道一道地过。新的痛苦，新的困难，还不知有多少呢。罪孽深重，还要经受多少折磨才能够自由呢？

看守用剪子把枕头剪了一个大口子，将谷糠倒了出来。我想，把我东西搞坏太不应当。检查到我的饭包，把吗啡药针及鸦片烟药拿了出来。我也忘了有多少，那还是1948年逃走时，杨成荣给我搞的。这回离开公安局看守所，我也没有细看。一个看守问我：“这是什么？”

“这是治肚子疼的药。”我说。

一个穿黑衣服的人接过去一看，又看了看我，说：“这不是吗啡吗？你怎么说是治肚子疼的药？”

“我肚子常疼，打这个针就不疼。这是医生给我的，我也不懂得。”

“哪个医生？”

“长春市固生医院，院长刘玉锡。”

“不老实！你叫什么名字？给他砸上镣！”

“关梦龄。”不知为什么没有马上戴镣。

检查完了，一个看守拿了钥匙把一个监号的门打开。这时从里面走出来五六个人。我一看，有段克文，他戴着脚镣走了出来。我真惭愧，不用说，我也得戴脚镣子。段克文暗地里一定会说：“你在公安局进步，到这就吃不开了！”咳，怎么与段克文在一块呢？与他在一起没个好，他是个顽固蛋。糟啦，段克文搬出了那个屋子，叫我们四个人搬了进去。这是一个很窄的屋子，如果我把褥子铺好，能睡两个人，还得头顶头。现在住四个人！

徐克成有病，坐不住，躺在地板上。他的心情也可想而知。我一声不响，非常懊丧。

晚饭吃的是小米粥。晚饭后，又来了一些犯人。各屋都加了人，我们这屋又加了四个人。一个戴脚镣的犯人，大个子，精神很愉快，满不在乎地坐在我的对面。他们一来就讲起话来，讲的都是犯人中间的事情。与我们一块来的那个斜眼问那个戴脚镣的：“你判了没有？”

“判了。”

“判了多少年？”

“35天。”那个大个子笑着回答。

我心想，35天的刑期就戴上镣，我的刑期要多少年，那更得戴镣了。

斜眼又问：“35天？你来了多少天了？”

他们都笑了。一个老头从旁说：“不是35天，是无期徒刑——五七三十五。‘五七’与‘无期’是音同字不同。犯人一说35天，就知道是无期。你们新来还不懂得。”

我明白了，使我惊讶的是，一个判了无期徒刑，戴上脚镣的犯人还这样乐观。

最后，那个大个子说：“我的罪判我‘35天’，我很高兴。我以为非枪毙不可，这是政府的宽大。”

“什么案子？你犯了什么罪？”斜眼又问。

“我是土匪，杀了两个人。”

杀了两个人就判无期！我有那么多血债，那该判多少？这回麻烦了。

夜里，睡觉前放一次便。六小时放便一次，我感到尿憋得难受。夜里有尿不能出去，屋里又无便桶，我便尿到旧裤子里。这样的生活如何受得了？在公安局大便困难，在这小便困难。

八个人挤在这个窄屋子里，我把东西放在身子下边，非常不舒服。伸不开腿，翻不了身，这一夜痛苦极了。什么形容字句能把我现在的难过形容出来呢？拿一百个“难过”也形容不出来我当时的心情。

第二天是礼拜日，吃完早饭。一个穿干部服的到我们这屋点名，叫到我的名字，看了看我。他走后，那位大个子说：“他是监房李主任，很厉害。斯大林死的第二天，叫我们坐在屋里不准动。有几个动的，立刻就给砸上了脚镣。”

放便时，我看到了刘荣第。还有公安局看守所的许多犯人也都到这儿了。他们一听说我来了，都从小窗户往外看。这是第六监，专押反革命犯的。

3月12日，早饭后，看守在门外喊我的名字，我答应：“有！”看守对我说：“你把鞋提上，衣服扣好，跟我走！”出了监房大厅，经过一个院子，领到一个工厂。进了工厂门房的办公室，一个干部在屋里问：“你叫关梦龄吗？”

“是。”

“现在派你到这参加劳动，在劳动中要守纪律，有什么事要报告。好，你去吧！”

一个班长①领我到厂里，那里面正开会。有七八十个穿着紫颜色棉衣的犯人在开会。一个主持会场的年轻干部问了班长几句话，点了点头。我坐下一听，是斗争一个女犯。说她给男犯馒头，拉拢男犯。我回头一看，还有四五十女犯坐在会场。又说这个女犯劳动不好，怕闻汽油味。于是大家展开批判。我也举了手，但没叫我发言。到中午开饭时，这个会开完了。

这个工厂是长春监狱的橡胶厂，做胶皮鞋。夏天做小孩穿的球鞋，冬天做大人穿的棉胶鞋。有三百犯人，分炼胶车间，缝纫车间……我在成型车间。我们车间有七八十男女犯人。分派我在里帮组，就是往鞋帮上刷胶。我的组长姓佟。头一次见面便很客气。中饭在那儿吃的，高粱米干饭，白菜汤，倒不坏。

我问组长：“可以小便吗？”

他说：“随便，有了就便。”

我很高兴，能够随便上厕所对我便是最大的方便，不过晚上回到监房仍是麻烦事儿。

最初我还穿着公安局发的衣服，一套绿布棉军服，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