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文小说吧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十一 寻找推开疗伤（第1页）

——在澳大利亚佩斯作家节的三场演讲

为了寻找被丢失掉的阎连科

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在这儿演讲的中心内容就是：“阎连科在哪儿丢失了？阎连科又在哪儿找到了阎连科？”

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吧——我们回家的时候，手里明明拿着开门的钥匙，可我们却找不到钥匙在哪儿，因此我们心急如焚，如同无家可归的孤儿。结果，经过一阵焦急的寻找之后，发现钥匙就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我们不是无家可归的孤儿，而是有着温馨家园的儿女，是我们自己忘记了家园的钥匙在哪儿，忘记了人生、命运中最为温暖的去处的房门钥匙就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换句话说，那丢失的并不是开门的钥匙，而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的记忆丢失了。失去了自我记忆，我们走在大街上，我们走在人群里，我们走在这个繁闹的世界上或寂静无声的山谷里，因为人多繁华，或因为空寂无人，我们常常会忘记我们在哪儿，我姓什么叫什么，职业是什么，责任是什么。这时候，我们就把自己丢失了。

世界上最容易把自己丢失的地方是中国，其原因有三：一是中国确实人口太多，13亿人口如汪洋大海，一个人在这13亿人口中，正如博尔赫斯说的，如一滴水消失在大海中。二是中国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管理体制（权力机构和执权者），他们更注重单位、集体和群落，对个体的存在和权利关注不够。在那儿，个体人几乎是在一个单位和集体中才可以显现和存在。这就如在汪洋大海中一滴水的必然消失一样，但一条莽莽河流在流入大海时，却是可以不被忽视而存在于世的。三是中国人更愿意也更习惯于自己把自己丢失掉，让自己成为人群中的一个点、某个单位和组织中的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的一员。中国有句老话，叫“枪打出头鸟”，这是中国的民间俗语，也是中国人千百年来的生存经验和生存哲学。你要从人群中显露出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革命或者改革，再或是作家的写作，显露出来，就是把“自己”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就是让你——个人——一个人的独立存在和与众不同，从人群、集体和社会中挣脱开来，摆脱出来。那么，你是找到了你自己，你找到了“个人”、“个体”和“自我”，但是，你的“独立”很可能会成为众人、集体、社会和权力的靶子，也必然会被众人、集体、社会和权力所批评、批判乃至于你因“决不悔改”而把你的“自我”消灭和消除，让你重新消失在汪洋大海的人群里。

在中国的历史中，中国人有太多这样的经验和教训。比如20世纪中国的“反右”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了中国人深刻的教训和用无数生命与鲜血换来的经验。就是到了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个人”、“自我”和“独立”，在中国依然被体制和几乎绝大部分的人们视为“异端”。虽然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宽容，但生存的空间，绝没有我们今天演讲所在的这个大厅宽敞和明亮，更没有澳大利亚的土地山水这么辽阔和美丽。所以说，今天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无论是工人、农民、贵族、贫民、富人、穷人，还是当权者、老百姓和无数的知识分子们——尤其是那些知识分子们，都非常明白在集体和社会中的安全性，在“独立”、“个体”和“自我”中的危险和艰难。在大江大河中随波逐流、顺流而下、看风使舵是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的生存法则，而逆流而上、迎风搏浪只是那些“不识时务”之人的固执和冥顽。一句话，在社会、集体、群落中消失，是一种活着的方式；而在社会、集体和群落中“独立”显现——把你自己从众多中找出来，却可能是一种活着的危险。

而我，却是一个希望自己从人群、集体、社会中“独立”出来的人。希望自己不是在社会集体中活着，而是希望自己不仅从社会集体中独立出来，而且希望，那个有着写作自我的阎连科，不仅不被社会、集体所消失，而且还要在这个社会、集体中活着并有所作为和建树。用最简单、最通俗的话说，过去，我曾经是在社会和人群中因消失而活着的人；可现在，多少年来，我希望自己是一个没有在社会人群中消失而活着的人，是大家可以看到、可以感受、可以触摸的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独立存在的作家”，是一个有独立精神的阎连科，是一个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看来似乎已不值一提的那个“中国人和中国作家”，一个有自我存在价值的阎连科。

过去，我是毛泽东执政时期的中国人民公社的一个青少年；后来，我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一个乡、一个村的年轻农民；再后来，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士兵、军官和军队创作室中的创作员。2005年之后，我离开军队，成为北京市作协的专业作家，三年后，又成为中国人民大学以教授的名誉存在的作家。这简单而又深刻、漫长的经历，没有人可以完全知道这几十年我都经历了什么，思考了什么。你们在这儿，也不需要听我啰唆那无休止的人生和命运，但我想要说的，就是在你们看来已经不是什么问题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我想找到我自己，要努力做一个“独立的作家”，有“自我”的人，有“尊严”的写作者，可以以我自己的声音发音、唱歌的人，以我自己的腔调、曲谱来唱出自己的歌声的人。因此，我选择了文学，并且在文学创作中，渐次地明白，只有写作，才可以让我自己发出自己的声音，哪怕它不是百灵鸟的委婉美丽的欢叫，只是一只野麻雀的聒噪，那也是一只麻雀在以它自己的声音向这个世界做着它自己独有的表达。

对我来说，只有文学可以帮我完成这一切。

只有文学，可以帮我在中国现实社会的人山人海中，建立起一个人、一个作家的坐标，而不至于使我迷失、消失在中国的现实社会的人群和集体里。一句话，就是用文学在社会集体中寻找那个消失其中的阎连科，用文学让阎连科独立、自我地活在你们可以看到并可以找到的中国现实和集体、社会的人群里。正是为了这些，我开始写作并将继续写下去，写出了那些不一样的作品并将会努力地永远不一样地与下去。

2011年3月3日

推开另外一扇窗

女士们、先生们：

昨天我讲了如何寻找被丢失掉的阎连科——因为害怕丢失在中国现实的汪洋大海中，所以我开始了写作。但中国可以被称为作家的人数有上万人，单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就有两万多部。在这上万个作家中你是哪一个？每年有两三万部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集问世，你如果有幸在两年、三年内写完一部小说，你的小说在这数万部文学作品中又是哪一本？

我真希望中国乃至全世界，只有一个作家就是我，每隔几年只出一本书，那就是我的长篇小说或中短篇小说集。可是这种情况可能吗？这个奢望如同一棵小草希望世界上的森林都消失一样，一条小溪希望世界上没有江河大海一样。不可能。那又该怎么办？那就在这作家、作品的大河中，做一个可以拍岸击壁的最有力量也最具艺术个性的浪花吧。为什么在19世纪群星灿烂的世界作家群中，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雨果等伟大的作家可以让我们恒久地尊崇和敬重？为什么每个坐在这里的人，一张嘴就可以说出20世纪的一大批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来？比如卡夫卡、福克纳、海明威、加缪、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等。他们的作品，几乎每一个写作者都读过，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究其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这些作家都有一颗博大的心，都对这个世界充满着敏感、焦虑和没有边界的爱。作家要做这个世界的儿女，对世界上所有人的生活、生存都充满着尊崇和中国文化中的孝敬之道。需用自己最为独有的艺术个性，不断地去揭示人类或者你所熟知的人们所处的生存之困境。

当我们谈到用自己最独有的方式去揭示人类或你所熟知的人们所处时代的生存困境时，有一个问题出现在作家面前。那就是：我们在不同的国度、地域写作时，我们不仅取材于不同的素材，还要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写作。在有的国家，你是想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想怎么写就可以怎么写，只要你的写作在文学艺术范围内。而在另外一些地域或国度，是国家让你写什么你才可以写什么，不让你写什么，你就不可以写什么。但今天中国的情况却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我们改革开放了30年，除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就外，还有意识形态的门窗也同时打开了。可这打开的，不是全部的豁然洞口，而是两扇门只开了一扇门，两扇窗只打开了一扇窗。聪明的人和聪明的作家，有这一扇打开的门窗，已经可以自由地进出，获得所需的自由和光明。但还有那些和我一样愚笨的作家，却总是希望把所有的门窗都打开，让所有人们生存生活的地域、现实和历史的角落，都可以被文学的光束所照耀。因为，我和许多中国作家都知道，那被关上的另外一扇门窗的后边，有着真正值得作家关注的人类生存的暗礁、困境和窘态，是人类——我们所最熟知的人们生活、生存困境的一个暗黑的岛屿、沙洲和太阳没有照常升起的幽深的山谷。文学的笔触没有深入到这扇门窗之后的暗角，那文学就是只有一只翅膀的飞鹰，是一只有半个嘴巴和半只舌头、无法真正发声唱歌的鸟雀。这样的鸟雀虽然在文学的合唱队伍中，鸟喙也不断启闭，但那有可能只是滥竽充数的合唱，而不是真正发出自我声音的独唱艺术家。

伟大的歌唱家必然都是那些最善于独唱的艺术家，而不是群舞中的一个舞者与合唱中的一员。

今天，有许多的中国作家都非常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一点：那就是，你是作家，你就不仅要爱你可以看见的人和生活，更要设法去爱那些你看不见的人和他们的生活、生存之困境。去表达他们的生存困境和内心的灵魂，才是作家的爱、敏感和焦虑。澳大利亚的作家彼得?凯里在中国翻译出版的小说《凯利帮真史》，是一部独具个性的把作家的笔端深入到澳大利亚历史之暗角的成功之作。它在世界其他国家受到的欢迎和好评，相信我们今天坐在这儿的人们都有耳闻和熟知。《凯利帮真史》的成功，不仅是彼得?凯里用他自己最独有的表述方式进行独有的小说书写，更在于作家发现并以其博大的心灵正视了澳大利亚100多年前那个19世纪下半叶的匪帮之首内德?凯利及其一家人以及那时贫民生活的困境和反抗。作家用他博大的心灵去唤醒并融化了那块土地上被人们遗忘的历史和人物，使遗忘的土地、人群和同样有着人类善意之心的最下层的人们的灵魂放出了可以照亮任何地域和人群的伟大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