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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3页）

倒是一年前没能得手的齐、魏、韩三国，看到了教训楚国的绝好时机，急忙行动了起来。

一切准备停当之后，已经是公元前301年，齐将匡章、魏将公孙喜、韩将暴鸢率领三国大军再次杀向楚国，楚怀王闻讯即派大将唐昧带兵迎战。

唐昧率部队赶到楚国的方城附近，占据了一条叫沘水的河流的南岸。匡章等人也来到了沘水的北岸，因不知河水深浅，没敢贸然强渡。双方就这样势均力敌地对峙了起来。

新的三国联军虽然一时不能深入，但没有秦国相助，以楚国一家之力抵挡三方的进攻，无疑是相当有难度的。

其实楚国这时仍然可以向秦国求援，毕竟有楚这个大国作盟友，秦国与齐国的争霸会省许多的气力。在这样的大局面前，熊横杀人事件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但不管楚怀王有没有再向秦国求救，秦国此次都没有伸出援手，原因是齐、魏、韩三国早就预料到楚国有可能再向秦国求援，事先便作了外交上的安排。

在《战国策》上，对三国稳住秦国的活动有两种记载。一种说法是，齐国设下计策，先告知楚国，如果能跟三国军队合作，四方调头一起攻秦，三国就帮它夺回被秦国侵占的土地。然后又故意把这消息透露给秦国，结果楚国越求援，秦国就越怕派出去的部队自投罗网，中了四国诸侯的圈套，死活不肯出兵。

另一种说法是，由魏国出面派人告诉秦王，只要秦不帮楚国，事成之后，魏国就把一块叫上洛的土地送给它。

战国时诸侯争战，主要的目的就是抢夺土地。现在不用出动一兵一卒，就有一块地皮送上门来，也就难怪秦国的君臣会动心。

这两种说法也许都是事实，双管齐下嘛。

不过秦国不肯帮助楚国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也在这一年，被它占据了才十五年的巴蜀出现了叛乱。

巴蜀就是今天的四川和重庆一带，在它肥沃富饶的中心平原的周围，由险峻复杂，崎岖难行的山岭关塞构成了天然的防护屏障。不难想象，在那时的条件下，想用武力攻占这里，和进兵地势平缓得多的中原比起来，需要有更大的投入。十五年前的公元前316年，在先灭巴蜀还是先进攻韩国的问题上，主张攻韩的张仪和秦国的另一位大臣司马错就发生过争论，由此可见，要灭巴蜀便不能有足够的兵力侵犯中原，两者不可兼得。

巴蜀的物产资源是秦国一笔不可缺少的巨大财富，正因为这样，当年的秦惠文王才没有听他最信任的张仪的话，支持了司马错的意见，放过韩国灭亡了巴蜀。今天的秦昭王和魏冉也作出了相似的决定，抛弃楚国，把主要力量用来平定内部的巴蜀之乱。

虽然消除了秦国再度出兵救楚的威胁，可是新三国联军这边却依然不能有所进展。一道沘水牢牢地阻隔了他们的前路，整整六个月过去了，战局仍处在僵持状态。

在这支部队里，齐军老将匡章凭着自己国家的实力，还有本人的资历与威望，没有疑问地成为联军的核心人物，仗怎么打只有他能最后拍板。

这也是匡章军事生涯中的最后一战，眼看着全军半年来只能原地踏步，他的心里一定十分焦急，但他更清楚，越是在这种时候，作为统帅就越要冷静谨慎。

可是有人不能冷静，远在临淄的齐宣王已经坐不住了，派人催战来了。

二。有时难题的解决，仅仅是因为一次偶然。

齐宣王派来的人名叫周最，本是东周宗室的一位公子，也是坚决的抗秦派，对总是跟秦国拉拉扯扯的楚国想必是深恶痛绝，主张狠狠打击的，这可能正是派他来前线的原因。

果然，在见到匡章以后，周最立即毫不通融地催促他赶快与敌决战，言语间“其辞甚刻”，话说得很不好听。

不好听的话语表明齐宣王很不高兴，作臣子的惹国君不高兴了，那可是一件危险的事。

换作别人听了国君代表的一番训诫，大概就只有俯首听命，最多也不过是小心翼翼地给自己辩护几句。然后只能不顾现实情况急急出兵开战，这样就算打了败仗，也比抗命的下场要好。

然而匡章却不吃这一套，凭着几十年为齐国出生入死的征战经历，他有胆量也有资格对君王的权威作一定的抗拒。何况此刻站在他面前的并非齐宣王本人，不过是一个狐假虎威的后生。

只听老头子很不客气地回敬周最道：“杀之免之，残其家，王能得此于臣。不可以战而战，可以战而不战，王不能得此于臣。”

撤我的职，杀我的头，甚至灭我全家，王可以做得到。至于这一仗打还是不打，就由不得王了。

史料没有记载周最的反应，看来一定是给噎住了。万没想到匡章竟这么倔，他心里清楚，即使老头子公然抗拒命令，自己其实也没有任何权力强迫这位将军就范。说到底，他此次的身份不过是齐王的一个传令兵。

周最唯一的选择，也只有自认没趣，很没面子地返回临淄向齐宣王复命，请国君裁夺吧。

齐宣王却没把匡章怎么样，在一位老将的威望面前，君王有时也得作些让步。也可能是还没等他作出什么决定，前方就已经传来了匡章胜利的消息。

虽然赶跑了齐王的使者，但匡章也明白，战事确实不能再这样拖延下去了。他派出“候者”，也就是侦察兵，前去探察沘水什么地方较浅，可以让军队渡过。

在这之前匡章想必也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