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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第2页）

10。“谢天谢地谢人”

比赛开始后，我们上半时就以3比0领先，稳拿3分是没有问题了。中场休息时，我接到一位我并不认识的球迷从深圳发来的加急电报，电报上写着：“上半时深圳1比2输海狮”。我知道，那边已经靠不住了。但我没有告诉队员。一会儿，一位记者接到了上海打来的手机，告诉我说上海的比分0比0，河南建业队和豫园队都没有进球。

16点18分，我们与天津万科队的比赛全部结束了。我们拿了3分。上海的比赛还没有完，体育场的所有球迷没有一个离场，他们都静静地站在看台上等待消息。我走到了场内，等待命运对我的宣判。这时，记者和球迷把我团团围住，伸在我面前的话筒有近10个。

“还有3分钟”，中央电视台一位女记者告诉我。她拿着电话问我，“此时你怎么想？”我能想什么呢？我的思想那时候已经凝固了，激动、期盼、恐惧许许多多含糊不清的感觉紧紧地揪住我的心，让我几乎快窒息了。我便说你别急，等上海比赛结果出来后再说。

这时体育场内的情形，至今想起仍然历历在目。看台上的广播员直接与上海方面通电话，每半分钟报一下：“现在是0比0”、“现在还是0比0”，“现在仍是0比0”……每报一次，观众席上便是一声欢呼。

这3分钟过得非常慢，仿佛是一生的等待。突然，我的大脑像触电一样，想起了一件事。那是1990年带国奥队去泰国时，有一次朋友让我去抽签，结果我抽了个“上上签”，有人还给了我四句话，说我是“小船过滩，道路艰难，程前有路，贵人相助”。“贵人相助”，对，今天一定会有贵人相助，我默默地对自己说。

女记者不断地问我，徐指导，比赛还没有结束，你现在怎么想？

由于有了突然而来的“精神支柱”，我轻松了许多，我说，听天由命吧。尽管我已经感觉到这次冲甲A没有问题，但是我也知道自己的表情多少有点尴尬的，因为即使我冲上了甲A，还是靠人家帮忙的！

大家耐心等待。就像是等待火箭发射点火一样。“5、4、3、2、1”，忽然，女记者尖叫了起来，几乎同时，球场的广播也响了，一个高亢的声音宣布：上海的比赛结束了，0比0，豫园队与河南建业队打平！主席台和看台上所有的人都跳起来了，我的周围也一片欢腾，欢庆的人群中将我紧紧地包围了。记者们伸过话筒问我，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我突然来了灵感，一宇一顿说了6个字：“谢天谢地谢人。”

球迷纷纷围了上来，许多双手伸过来，拉着我的衣服，有的递上本子要我签名。我此刻的心情难以名状，不得不跑步冲出人群，向休息室奔去。

休息室里非常安静。队员们都静静地坐着，没有升人甲A的狂喜，就像经过了一场练习比赛，毫无感觉。高洪波站在一边，脸上的表情更是有点苦涩。他本来认为，松日队冲甲A是没有问题的，想不到最后还是要靠别人帮忙……我知道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站在休息室里看着大家，没有出声。外面球迷的欢呼声不断传了进来，与屋内的情景形成相当大的反差。我们都呆呆地沉默了很久，直到有人来叫我去参加赛后新闻发布会。在我离开的时候，我听到一位球员悄悄地对一个记者说：“徐教练的命真硬啊。”

我活着从地狱出来了。当天晚上，我接到了很多祝贺的电话，其中还有我好久没有联系的老战友高丰文。（本章全）

第六章　大连的天气，是冷了些

1。王健林请我去万达

经历了那“最长的3分钟”，经历了那尴尬的“谢天谢地谢人”，我虽然带领松日冲上了甲A，但结果却不是那么圆满。朋友们很认真地对我说，如果你当初不是两副担子一肩挑的话，也许就不会落到靠人家帮忙那么狼狈的“下场”了。

对此我不置可否。但我也确确实实地感到，要把两样都管好，也太累了。我与松日俱乐部的合同是两年，在冲上甲A后我对潘苏通说，第二年我不干主教练，但我可以留在俱乐部，并把班子组好。潘苏通说，如果你真的不当主教练的话，那我请外国教练了。我说，如果我留在队里，你最好是用中国教练，包括培养一些年轻教练，如高洪波、李红兵、乐敬忠等。而且在这期间，广州市体委也在考虑请周穗安、陈熙荣，李应发、商端华也打电话毛遂自荐。

潘苏通开始也同意我的看法，他说：“你留在队里，就由商瑞华、高洪波、李红兵、乐敬忠等搞队。”我把这些也向市体委区书记、辛主任等作了汇报。在这期间，这个教练班子实际上已经工作了近两周，还从李勇带的二队那里调了一批年轻队员。这两个星期训练和管理其实也是很不错的。但是，我不当主教练，潘苏通和市体委领导总有点不放心。他们还是想把维尔纳请回来。

德国人维尔纳1996年曾经执教过松日队，因为成绩不理想，没打完一半就把他辞了。但是潘苏通对维尔纳的印象却非常好。他一直认为，当时松日队的成绩不好，并不都是主教练的问题。维尔纳离开松日队，与潘苏通一直有联系。

我曾经与两个外国教练合作过，一个是施拉普那，一个是鲁迪。经过两次与外国教练合作的经历后，我感觉是，我这个人很难与外国教练进行长期合作。尽管与施拉普那的短暂合作是满意的，但长期合作是不行的，因而我还是离开了他。我离开申花，也是因为我不愿意干扰外国教练。我的性格决定了我必须这么做。我与潘苏通也讲得很清楚，如果你请外教，我是一定要走的。

后来，潘苏通和市体委都认为这个班子的组合不合适，还是决定请外教。这样，我就萌生了去意。

也就在这期间，我清楚记得是12月28日的上午，我忽然接到大连万达集团办公室主任黄平打来的电话。我当时并不认识他，不知他从哪里搞到我的手机号码。他在电话里说：“徐指导，我是万达集团办公室主任黄乎，我们董事长王健林想与你讲几句话。”

在这之前，尽管我知道王健林，但并不认识他，好像也没有见过面。王健林在电话里开口就问：“徐教练，你下阶段有什么打算？”我说：“我正在帮松日组班子，虽提出不当主教练，但要把班子组好，我与松日的合同是两年。”

王健林也是心直口快：“你不当主教练就别在那里干了，到我这儿来当教练吧。”听了这话，我既有点惊讶但也有点心理准备。因为在联赛结束时候，万达集团打电话给我，不用多说什么，也知道怎么回事了。但我心想，这事难成。便说：“王总，谢谢你，我这儿合同没有完呢。”王健林也没有急于让我表态，只是说：“你再考虑考虑吧。”

挂了电话后，我没对任何人去讲。因为我想这事不太可能。

1月16日，我从上海飞回广州，晚上我们几个干部在天河大厦吃宵夜，在座的还有大厦总经理赤玉乾。正吃到一半时手机响了，又是黄乎打来的。他说：“徐教练，你等一等，王董（指王健林）找你说几句话。”

王健林在电话里开口就问：“根宝，上次与你谈的事怎么样了？”我给他问住了，半天说不出来话来。因为我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

那时我正忙于组班子，根本没有考虑这事，也没有多想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