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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2页）

第二循环的首场比赛，我们是客场对吉林队。由于后勤工作出现一些小误差，过去我们从上海飞赛地延吉，每次都是在大连换机的，一直很顺利。但这次我们到大连后等飞机一直在机场等了3个小时。如果我们在大连乘到延吉的大飞机的话，一个多小时就到。但这次坐的是国产的运七小飞机，从大连飞停沈阳，沈阳起飞后再停长春，最后从长春飞延吉，本来一个多小时的路程，结果又整整折腾了3个多小时。而且这小飞机只能坐20多人，飞得低，颠得厉害。与我们同机从上海出发的一些记者，下午5点之前就到了延吉了，我们则是晚上7点多才到。他们对我们走这路线也感到吃惊。我问张德发为什么挑这路线？他说机票没有订到。我对他说，如果我们比赛时体力不行输球的话，你可要负责任了。张德发也感到了压力，以后他在买机票时，大部分都征求我的意见，而且做得很好。1996年我们再去延吉比赛，就坐上了大飞机。

到延吉是9月9日，也就是比赛的前一天，这天正好是中秋节，我们继承了在国二队和国奥队好的传统，决定和大家开了个中秋晚会。

记得1989年中秋节，我们国二队正好在天津参加全国联赛对八一队的比赛。比赛前一天，我把全队都召集到一起，对大家说：“今天是中秋节，八一队被天津警备司令部请去了，我们没人请，只能自己过了。”

我首先问队长李红兵和高洪波，中秋节是家人团圆的节日，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没有与家人团圆，你们说为什么？他们俩都说，“为了我们的足球事业”。那时小范还小，我没有问他。

我接着说：“我们有多少个中秋没有和家入团圆？有多少个春节没有在家里过？在个人利益与家庭上都作出了牺牲，这都是为了事业。我们把大好的时光献身事业，所追求的就是干出成绩，实现自己的价值。”

我说：“我的父亲1967年去世，那时我正在国家队拉练，等我坐火车赶到广州后，接到电报才知道我父亲去世了。但我们没过几天就要与朝鲜队比赛，我弟弟打来电话问我能不能赶回去，如果赶不及的话，他们就料理父亲的后事了。当时的领队杨秀武找我谈话，说我应该回去。但是他又说，从队里情况来说，过几天就要比赛了，也特别需要你，反正你看着办，回去不回去最后由你定。

最后我给我弟弟打了电话，告诉他，我有比赛，不能回去了，请你们为父亲办理后事。为这事好些邻居都说，养个儿子有什么用，父亲去世也不回来。但是，10多年以后，当我事业搞出成就，我们的邻居又夸我了。“

我对队员说，如果我父亲在九泉之下，知道我在事业上取得这些成就，他也会原谅我的。冯志刚（我们队里的主力）的父亲5月病重住院，正好是我们国二队集训后在贵阳与四川队打邀请赛。我们征求冯志刚的意见，他最后还是没有回去。杨礼敏正好出差去武汉，我让他代表我们队看望冯志刚父亲。那时他父亲病非常重，他对杨礼敏说：“你告诉冯志刚，他的工作是主要的，现在他考虑到比赛不来看我，这是对的。如果我去世以后他不来送葬没有关系。但你回去转告我儿子，我只有一个心愿，希望他努力刻苦地训练，最后成为国家队的成员。”后来，冯志刚终于进了国家队，实现了他父亲的宿愿。

那次我们国二队的中秋团圆座谈会，最后变成了提高大家思想认识的一次动员会。

国二队自成立3年来，对八一队比赛很少取胜。就在我们中秋座谈会后第二天，我们与八一队对阵，结果3比0大胜。而后又赢了十连冠的辽宁队。这次中秋座谈会成为我们取得1989年联赛冠军的出发点。

那天在吉林我们申花队开的中秋茶话会上，我问范志毅，你还记得1989年我们在天津打八一队之前开的那个座谈会吗？他说记得。我又把这个故事给全队讲了一遍。我还讲了三点，一，为了事业，我们在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中失去了节假日，如果我们的事业是成功的话，那是值得的，我们的家长、妻子、朋友是完全能够理解和支持的；二，我们要胸怀宽广，目光远大，做人家没有做过的事。上海已经34年没有拿冠军了，我们有没有这个志气，把今年的甲A冠军争下来？第三，明天比赛是第二阶段的第一场比赛，打好这场比赛的意义重大，决定我们能否与其他队积分拉开。

这个会气氛很好，开得很成功。第二天大家轻装上阵，1比0战胜吉林队。这场比赛我们的运气非常好。莎莎开赛6分钟便进了一球，这是他在上海中花队唯一的一个进球。足球在某种情况下，赢球是最重要的。赢了吉林后，我们保持了五连胜。

我们下一轮是主场对北京国安队。这时，我们已领先国安队3分。如果我们能够战胜国安队，我们的领先优势就扩大到6分了。甲A冠军将唾手可得。

沪京之战，是我们1995甲A联赛中最重要的一场比赛。金志扬到上海后曾经说，他们想赢这场比赛，如果他们赢了，就与申花平起平坐。

这场比赛也引起了全国媒体的关注和广大球迷的热情。这是中国两大足球力量在顶峰状态中的一次较量。国安队曾经连续赢了世界劲旅AC米兰、桑普多利亚等队，甲A战罢第11轮，他们的积分仍一直领先。到第13轮，申花队也只不过领先3分。当时提出了“国安永远争第一”的口号，在全国影响很大。

这场比赛的球票，令票贩子发了大财。申花队当时一年的联票价是300元一套，而其中对北京队的球票，黑市上可以卖到500元。

外面炒得很厉害，但我们队里则提出宽松与和谐，要求大家不要搞得太紧张，按我们的计划去准备，大家放开去挤。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清楚，这场球是非拿不可的。

我反复看了北京国安队的录像，研究高峰、高洪波、谢峰等人的情况。由于前一阶段消耗大，我们还是强调力量和身体的训练，在战术训练上，强调抢逼围的猎豹战术。在训练中，我还把张勇假设成高峰，只要他拿球，我就叫，高峰拿球了，必须3人围上去，吴承瑛、朱炯、吴兵上！

另外，高洪波、曹限东等一拿球，也规定必须三人围上去，不允许一对一：尽管这场比赛场外显得很紧张，两支球队内部的准备工作都在紧张地进行，但大家表面上都很平静。星期六、我按惯例请客队教练到白玉兰宾馆喝早茶。由于比赛紧张，也许由于主帅与主帅之间要避嫌，金志扬没有出来，派了领队杨群和教练李松海、郭瑞龙来。我和桑廷良两人出面。这天的气氛很好，大家都尽量不提明天的比赛，但是又不得不牵扯进去。桑廷良开玩笑地问：“金志扬怎么不敢来了？”杨群说：“这有什么不敢？队里总要留一人的，还要出早操。”杨群忽然对我说：“今年我们国安的命很好，你看，我们班子里的四人的名字多响亮？金龙杨海（金志扬、郭瑞龙、杨群、李松海）。

原来我还没有注意，听他这么一说，果然不错。杨群的言外之意，就是国安今年不得了，有冠军相。我说：“是啊，你们国安的命很好。但是今年我们申花的运气好，也许今年是国安的命，申花的运。”

随后，我给了他们每人一张我新印好的彩色名片，上面有我的照片。杨群一看便说：“哟，这张照片真是杀气腾腾啊”。我说：“是啊，这么关键的比赛，没有股杀劲行吗？”

玩笑归玩笑，两个队主教练的弦都绷得很紧。但相对来说我可能经金志扬要好一些。因为我们比分上领先，如果赢就超6分了，平也领先3分，输不过打平。

1993年我刚接手中花队时，曾与接待我的白玉兰宾馆总经理钱丽芳说，我一定要把上海的球市打出来。如果有一场比赛球票很紧张，我就要买100张，一路见到谁送给谁。

这场比赛我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买了200张，沿四平路一线，见到警察就给，见熟人也给，有人问我要也给。所以我在这场比赛中心情很平静，至少我已经达到了一个目的，那就是打开了球市。

郁知非在准备会上作动员时说：“大家要抓住机遇。现在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大家要挤足两个月，俱乐部是看重成绩的，经济问题我就不讲了。像现在你们这样，能够获得这么高的荣誉和利益，中国足球史上没有的。如果你们成功了，将受益一辈子。对北京队的比赛，只要我们能够打出对大连队比赛时的气势，胜负就在其中了。”

我说，我们这场比赛就打的英式打法，打对方身后。防守的时候就是猎豹战术，“两高一曹”每一个都要三人照顾。你们的能力也许比不上他们，但你们要在勇猛上弥补不足，要像出盆的蟋蟀一样，“先掼三掼”，放进盆里继续斗。你们只要拿出这种精神，肯定能赢。

紧张的比赛往往不太精彩。这是一场扣人心弦的比赛，场面上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