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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2页）

未婚妻状况？

我诘住了。眼前现出冯俐俏丽的身姿和面容。我的心像叫针扎了一下，随之一抹悲伤惆怅的思绪从心底泛起，扩散向全身。我知道男女之间的关系是有明确界限的，朋友、恋人、未婚妻、夫妻……就像一磴一磴台阶，各有各的位置。应该这么说吧，在大学的三年间我和冯俐的关系是一年一个台阶向上攀登，去年春节期间各自将对方的照片带回家让家人过目，双方家人俱表示赞成，而且我俩已将明年的毕业分配与今后的婚姻联系在一起，但——又正如《人民日报》那篇著名的社论《事情正在起变化》，现在的事情确实“起了变化”，我成了现行反革命，成了阶下囚……

我没有未婚妻。我回答。

下面开始交待你的问题。审讯员说。

开始了。我在心里说。

开始前我想再提醒你一次：如实交代问题，这样才有出路。审讯员说。

如实交待问题，这样才有出路……我在心里默念着审讯员的提醒，对这种提醒我一点儿也不陌生，从反右初期的大会小会帮助到打成极右后的大会小会批判，这种话我听得多多，可谓如雷贯耳，有苦口婆心者说得情真意切，有恨铁不成钢者说得义正词严，于是我就交待交待再交待，一直交待到沦为阶下囚，而如今仍一如既往地有人为我指“出路”……

是。我说。

你说说五月十三日、五月二十九日、六月二十八日这三天都干了些什么？审讯员目光霍霍地看着我，书记员也抬头紧盯着我。

我被问愣了，瞪大了眼。本来对审讯我是胸有成竹的，这几个月来，我的问题就像庄稼人捣粪似的被捣来捣去，早已烂熟于心，不怕问。但是……

说说这三天你都干了些什么？！

我回答不出，心里充满疑惑：这三天怎么啦？我做了什么？为什么单单问这三天？他这么问，就证明了这三个日子发生了不寻常的事，可我一下子无法从过去的日子里回忆起这三天干了什么。我是个记忆力很差的人，过去的日子就像一副翻扣着的扑克牌，我做不到按别人的要求从里面抽出他们想要的那一张或者几张牌。我真的做不到。

你为什么不回答？审讯员问。

我记不起来了，我只能实话实说。

审讯员的脸绷了起来，很白皙的面皮在灯光下兀地紫黑了，就像一个白萝卜在碗里蘸了酱。

他冷笑了一下，一字一句地说道：实话对你说了吧大学生，我们是不怕你不交待问题的，当然，不交待就不好判你的刑。可你不交待我们也不能放，不放就老关着，老关着就是无期徒刑。国家尽管不富裕，可打扫一下囤子底，也够关你一辈子吃的。我说的话你明白不明白？

我说明白。

他说明白就赶紧交待问题。

我说您问的是哪几天的事情呢？

他重复说了一遍。

我苦思冥想，最终摇了摇头，说：这几天我真的没办法记起来……

记不起来了？那就好好回忆一下，现在给你五分钟的时间。审讯员说着看看表又给自己点上一支烟。

我开始回想。什么叫开动脑筋绞尽脑汁？我这时就是。我没有抵触情绪，当了犯人，接受审讯是天职。最主要的是我仍然断定这三天与我的问题肯定有重大干系。因此必须认真回忆，做出回答。于是我苦思冥想，边想边默念着那三个倒霉日子。可能是心理过于紧张，也可能是回忆不得要领，到审讯员掐灭烟头时我仍然茫然如初。

我真的想不起来了。对不起。我抱歉地望着审讯员。

这怎么可能呢？审讯员摇摇头：真奇怪。

是真的。我说，我不想隐瞒。

既然这样那你就回去慢慢想吧，什么时候想起来再来找我们。审讯员说。我听出他的话音有些冷，让我禁不住打了个战。

带走吧！他朝门外喊。

我有些慌神，心想怎么审讯刚开头就结束了呢？我早做好了通宵达旦的准备，甚至包括受点皮肉之苦。却不是，就这么草草收了场，这确是始料不及的。

我走得很不情愿，就像在这审讯室里没呆够似的，这心理够古怪的。

缅怀往事应该是老年人的事（梁任公便有“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一说），或者是功成名就者的事，我不在这个范畴。我不老（才二十出头），也没有辉煌的业绩（连学业都未完成）。我没有这种资格，而理应畅想“将来”的我却必须对“既往”进行回忆。不，回忆这字眼可有点轻描淡写，确切地说是反省、是坦白。一连几天我苦苦地回想，力图从记忆中寻觅出审讯员想知道的那三个日子，可硬是办不到。我回忆不起来，那三个鬼日子就像是沉海的石入洞的蛇，杳无踪影。然而却有另一个日子总在眼前浮现，挥之不去，那就是今天，不，已是昨天，我沦为阶下囚之日，一切都是历历在目的。特别是将我从K大拘走的那一幕：

从时令上说那是一年中最漫长的夜。六点钟起床时宿舍外面的校园还是一片漆黑。后来我不再相信人所谓的预感与直觉。如果有，那个早晨就不会厄运临近而我还像惯常一样的从容消闲。我照例比同宿舍的人多偎几分钟被窝，当别人洗刷完毕我才懒洋洋走进盥洗间。盥洗间的破损窗户对着大办（大学办公室）的方向。如果稍稍有些警觉，我应当看到大办窗户异于往常地亮着灯光。也应当听到大办楼前有汽车开来的声响，可我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照常慢慢吞吞地刷牙洗脸，一点也不知晓祸事已直逼眼前。走出盥洗间在走廊里我被两个人拦住。走廊灯光昏黄，我的近视镜撂在宿舍里，眼前黑影幢幢，好容易才辨认出他们是系党支部书记范宜春和副支书孟广琦。孟是我同年级同学，虽然打交道不多，可也算得上熟悉。范宜春先开口说话，他要我立刻到大办去一趟。他的声音极其平淡，可传到我耳朵里就像炸了一个雷。坏事了，我心里说。这几天已听到这样的传闻：国家机关，文教单位和新闻界的许多右派被公安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