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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以义为利趋义避财（第3页）

白纶生对教育事业也捐助极多，1882年捐白银2000多两，在家乡建立兴仁书院，全村儿童免费入学，并捐地作为书院的日常开支。1890年，湖南发生重大洪灾，白纶生再捐巨款。

有的商人限于资金，难以在更大的层面上回报社会，但他们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从事家族性的公益事业。清代广东南海人黄元康，从小一直梦想能通过读书应试，取得功名来光宗耀祖。可是贫困的父母不能满足他读书的希望，他只好放弃学业，走上经商谋生之道。他经商致富后，仿照宋代范氏义庄，出资建设黄氏始祖祠永享堂和小宗祠泽长堂，购买义田50余亩。义田收入主要用于支付给家族中孤寡老弱以及家贫不能读书者，他手订分配条例，告诫子孙要“守其法”。他的“俭积而厚施”，也扩大到宗族之外的贫困人士，当地百姓“微识与不识，皆知君为善人”。

广东番禺县的张殿铨也因家贫而改习商业，在广州城西的十三行街创办了隆记茶行。张殿铨致富后，慷慨好施，除了为家乡修路筑桥，还出资修筑防止潮水侵袭乡村的堤围。1844年，他带头捐资并倡议设立螺阳七约社学，地方官赠他“为善最乐”的匾额。

简照南年轻时因家贫随叔父远游经商，经过多年的打拼，兄弟俩创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成为著名的香烟制造商。作为大商人的简照南也最乐为善，大凡振灾、兴学等义举，或独立赞助或热心倡议，“每举一事，所捐动以巨万计”。他对教育的捐助最为积极慷慨，曾捐助过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武昌大学、暨南学校等，还出资设立留学欧美的助学金。他拿出不少资金设立女学、孤儿教育院、贫民教养院、残疾收养院，使贫弱者也能享受社会的温暖，尽到了一个商人对社会的责任。他告诫后人，在生活上“毋妄费一钱”，但“周人之急、济人之危”，则“皆吾人分内事也”。

今广东珠海市的翠微村有一条两米宽的花岗石板街，长达2000余米。他的修建者就是大买办吴健彰。1859年（清咸丰九年），年近古稀的吴健彰从上海返回原籍，传说他在家乡广置良田美池，建有陶春园、夏美国、棣园、秋爽园和稻园等园林，并出巨资修整家乡翠微街道，将“本乡街道悉铺以石”，捐送吴氏大宗祠义田数百亩，周济村中的孤寡残疾人，捐银500两，用于发展家乡的教育，他还曾向河南灾区捐银22万两。

粤商们的善举不但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交口称赞，同时也为他们带来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可以说取得了双赢的结果。

“乐善好施”是社会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也是一种先进企业文化。财富有价，爱心无限。有财富更要担责任，有资本更要讲道德，有地位更要有良知，个人越富有越是能乐善好施。粤商能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成果，充分体现出“乐善好施”的富人乐于承担社会责任、知恩图报的价值观。

6．移家为国，利国利己

俗话说得好：“国泰民安。”国家安定富强，个人才会稳定与发展。徽商普遍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国家的荣辱安危与个人的前途命运紧密地结合起来。徽商无不得意地称之为：移家为国，庶几不利为利乎!

徽商阮弼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歙县岩镇有一大姓阮氏，家道殷富，其主人生平持家素咀仁义为本。平日若有人家生活出现困难，阮家便慷慨给予支援。日久天长，有些不良人便把阮家的仁义视为愚蠢，于是便以种种借口，借了钱不还，甚至出现到他家借钱还别人欠款的现象。如此阮家家财日见空虚。

明嘉靖年间，阮家出现了一位杰出少年，他就是阮弼，字良臣。阮弼年轻时就出外经商，后到安徽芜湖从事浆染业，从此事业蓬勃发展。

阮弼继承了祖辈遗德，生平乐善好义，行善无数，对亲戚朋友、街坊邻居更是如此。如果有好读书的，阮弼就尽量帮他读书入仕；如果有经商才能的，阮弼就引导他走经商致富之路。如果手下有人经商积累一定经验可以独立经营但仍缺乏资金的，只要他们开口说一声，阮弼便会借钱给他们，让他们自己独立经营。

对待乡族朋友，阮弼的原则是：若有人犯了过错就给予指导，努力劝他们从善；有困难的极力给予帮助；出现矛盾就努力帮助化解，即使因为经济问题争闹不开的，阮弼往往会自己掏钱给予平息。阮弼正是具有这种与人为善、调忧解忿、助人于急难的古道热肠，所以睦邻关系极好，亲戚朋友没有一个不跟他推心置腹、交际无间。

对于小家如此，对于大家——祖国的安危、和平与稳定，阮弼更是如此。

嘉靖年间，沿海一些不法分子勾结倭寇入侵，他们从闽浙登陆，沿长江一路烧杀抢掠，一直入侵到芜湖边境。因为地处内地，所以芜湖虽然是个古城，却没有城池卫护。倭寇逼近，守城的兵将却束手无策，想不出应对办法。

正在这紧急关头，阮弼挺身而出。他召集一些芜湖商人中年轻力壮的子弟，再招揽当地壮丁，两相合并人数达几千人。阮弼把他们集合一起，杀猪宰羊举行誓师仪式。在誓师仪式上，他挥臂高呼：“这些眼前的敌人，我们把他当作是邪恶的贼寇还是凶恶的猛虎?如果是猛虎，我们只要齐心台力，众志成城，就会唾手将其擒获；如果他们是远来强贼，我们也不必怕他们，因为他们长途奔波，到这儿已经是筋疲力尽了。他们虽然张狂不可一世，但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定能活擒他们，到时，我们定要将他们剁成肉酱，向皇上请功。”群情为之振奋，齐声高呼定要将倭寇剁成肉酱，纷纷表示为保家卫国，誓与倭寇血战到底。

阮弼见军心已被调动起来，于是便不再拖延，立即吩咐布置军民投入到紧张的防御准备工作中去。芜湖守将觅阮弼自动组织了民兵协同他们抗敌，自然是大喜过望，顿时精神振奋。于是军民日夜不停修筑工事，准备应战。全城百姓无不斗志昂扬，均抱誓死一战的决心。

不久，倭寇接近芜湖，他们派人察看芜湖情况，看到芜湖军民都已做好作战准备，一切已无懈可击。如果强行进攻，己方必然是死伤惨重。于是倭寇便不敢贸然进犯，他们趁晚上夜深人静悄悄地退兵了。

这样，这次倭寇袭击，其他地方都是损失惨重，倭寇所至之处是一片狼藉，而只有芜湖安然无恙。因此，朝廷准备重赏芜湖军民。因为阮弼功劳最大，大家均心悦诚服地推他受首功。然而阮弼却很谦逊，他坚决推辞，说：“保家卫国是我们每个人分内的事，而且全城百姓都出了力，这是大家的功劳。我们这些商人，怎敢单独受此重赏呢?日后，如果倭寇再来侵犯，需我们这些商人出力的话，那么我是第一个出来贡献一份力量的。”爱国为民之心，可以说是溢于言表。

过了几年，倭寇再来侵犯，芜湖又成为他们进攻的目标之一。芜湖地方长官紧急召见阮弼议事。阮弼立马应召。

这次，阮弼提议为长久计，建议修筑芜湖城墙。并且声称自己亲自捐资参加修城。地方长官深表赞同，并委任阮负责修筑城墙的重任。阮弼号召全城商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大家共同投入修筑城墙的任务中去。于是全城又掀起修筑城墙的高潮。不出几月，城墙完工，真正是铜墙铁壁，易守难攻。

这次倭寇进犯依旧是无功而返。芜湖城墙的修成可以说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因此官府又要加以表彰，阮弼与上一次一样坚决不受。

其实阮弼心里很清楚，没有大环境的安全与稳定，绝不会有小环境的繁荣与发展。保家卫国是每一个国民应尽的职责，这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不过如此一来，阮弼的声名更是远扬。他的生意也是越做越顺。他以芜湖为根据地，又将店号向附近繁华地带、交通要道积极扩展，其分布遍及江苏、浙江、湖北、河南、山东等地。当时人们说他做生意不图厚利，质高价平，因而发展迅速。

所以说，“仁”也是徽商商法的重要精髓，是徽商的大智慧。其宗旨在于，“有慈善心，肯施惠于广大群众，肯在危难之际报效国家”，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起企业的形象，才能给自己带来进一步的利润。因而，可以说，徽商的“仁”，也是其取财的正道之一。

7．捐资教育，科技兴国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是科举制度确立以后，最能影响中国人的一句格言。科举考试与做官紧密相联，俗话说：“学而优则仕。”其实，在传统社会里，商人要想发财、站稳脚跟，也非得和官发生联系不可，商人于发财后，总会捐纳也就是花些银子买一个官职，也可称为“商而优则仕”吧。

商人们正是在商海沉浮中体验到当官的重要性，所以对子弟的教育十分看重。活跃在各地的商人，经常大力投资兴办学校，尤其是举办近代的新式教育。

独资兴办汕头大学，更是李嘉诚爱国义举的一块丰碑。巨额的捐献，无数的善行义举，为李嘉诚和他的企业赢得了极大的声誉，更使他的企业产生了震撼大地的品牌效应，20世纪80年代在向海外的拓展中引起世界瞩目。

李嘉诚出身书香世家，父辈多是教师，他自己还很小的时候，就曾立下了长大后做一个教师的志愿。即使走上经商的道路以后，仍希望赚到一些钱后，改行做学问或当教师。另一方面，他深知教育对于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深为自己从小没能多读一点书，甚至连小学都没有毕业感到遗憾，因此，希望捐资办学，在国家的教育事业上有所贡献。

汕头大学是1981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广东省省属综合性大学，也是继陈嘉庚独资创建厦门大学之后，中国第二所由海外爱国人士捐巨资兴办的大学。

这所大学位于潮安、澄海、揭阳和汕头市区交界处，背靠峰峦叠嶂，前眺茫茫平原，校园内风景秀丽，夏天清凉宜人，是一个避暑的好去处。学校附近还有名胜龙泉岩，在巍峨屹立的巨石之下，有一可容纳数十人的天然石洞，岩边还有一股格外清纯的泉水，终年潺流不绝。岩前尚存古迹“翁公书院”，是明朝嘉靖年间进士、后官至兵部尚书的蓬州人翁万达及第前用心读书的处所。整个校园看上去雄伟壮观，幽静典雅。

无论是为了物质生活的富足，还是为了精神生活的丰满，人类都要不断追求更深更全面的知识和文化，而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则是实现人类这一追求的载体。可人口达1000万的潮汕地区长期以来没有一所大学，这不能不令这里的乡亲们深感遗憾。

近百年来，不少潮汕人为建这样一所大学努力过，像张竞生、杜国庠、林子肩等人，他们奋斗不已，但终未能实现千万潮汕人的梦想。海外有识之士陈嘉庚先生在毗邻粤东的厦门独立捐资创办厦门大学之后，对粤东地区筹建大学一事也非常关心。他在《论潮州大学》一文中指出：“潮州与闽西毗邻，并与嘉兴、海陆丰接壤，地广人稠，人口1000万，尚未有一所大学，诚属憾事。”在潮汕地区创建一所大学，已成为潮汕父老乡亲们的迫切愿望。

1979年，中国开始搞改革开放，汕头市被列入经济特区，因此更需要较多经济管理人才。于是，为了尽快满足潮汕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潮汕地区更加迫切地需要一所大学。在这种形势下，海内外又一次掀起建立汕头大学的高潮。

李嘉诚与全国政协常委、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香港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汕头大学筹委会副主任庄世平老先生进行了长谈。

会谈中，李嘉诚和庄世平越谈越兴奋，越谈越激动，仿佛跟前已出现了一座规模宏大的汕头大学。

李嘉诚仔细考虑了汕大创办的重要意义，考虑了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以及信守诺言的处世准则之后，认为办汕头大学比生意上的得失更重要。1983年5月，李嘉诚在给汕大筹委会的信中动情地说：“近年世界经济衰退影响所及，长实也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各行业倒闭及亏蚀者甚多，他们经济损失十分严重。上述捐赠，在个人今后数年之现金收入，已达饱和，但鉴于汕大创办成功与否，较之生意上及其他一切得失更为重要，而站在国民立场，能在此适当时间，为国家尽心尽力，即使可能面对较为困难的经济情况下，他们也一定要做这件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于是，李嘉诚果断地决定，一定要把汕大办起来。他再三向广东省、汕头市的领导表示：不管将来情况如何，他都要走下去，“我李嘉诚如果创办汕大的意志不够坚强。那么，汕大只能成为一个美丽的肥皂泡。俗话说的‘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意义也就在于此吧”。

在李嘉诚的大力推动下，汕头大学终于创建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