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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平静的生活与不平静的写作（第1页）

——在悉尼大学孔子学院的演讲

女士们、先生们：

到孔子学院——虽然仍然在国外，但还是有一种宾至如归的回家之感。感谢大家的到来，感谢你们让我感到我的到来好像很受欢迎似的，感谢同学们的捧场。

我讲“平静的生活与不平静的写作”，是基于我是第一次到澳大利亚来，大家对我的生活和写作都非常关心，如同亲人们关心一个失踪的人或被警察带走的人的突然出现和冷不丁地回家。那么，今天我就讲讲我“平静的生活和不平静的写作”。

平静的生活

诚实地说，我个人的生活比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要平静和幸福。到了我这个年龄，有了太多的经历和坎坷，所以我已经把平静和幸福等同起来了。我以为，对我来说，最大的幸福就是在现实生活纷攘中的平静，无波无澜，起床时能按时喝上妻子为我煮的一包奶——哪怕那奶中有三聚氰胺我都会毫不犹豫；晚上睡觉前，能看到儿子在我眼前晃一下，或接到他的一个电话说，他可能晚回家一会儿——这么说，我好像是刚从监狱出来，曾经妻离子散一样。但情况不是这样。而是因为我是一个地道的来自中国北方贫穷乡村的农民，因为自小的贫穷与饥饿，让我一生都在意世俗的生活。为了给一个作家世俗生活的满足找到借口和理由，我还经常以巴尔扎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例子，说这两个人都曾经把写作的目的确定为挣稿费，前者是为了有很多的稿费可以去贵妇人的圈子里混，后者挣稿费是为了还赌债。而且，这两个人怀着极其世俗之目的，却都写出了伟大的作品，成了伟大的作家。当然，我怀着世俗的目的，却是写不出伟大作品的。我曾说，我最初写作的目的是为了逃离土地而进城。而今这个目的已经实现了，很早就把家从河南搬到了北京。北京的房价那么贵，我还靠稿费买了比较大的房子，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对于权力，我年轻时曾经渴望过，也曾经为了入党、提干给领导送过礼。为了当官，有段时间我每天都加班给领导去写讲话稿。在自己写的论文上不仅署上领导的名字，还把领导的名字署在前边。到最后就干脆只署领导的名字而不署自己的名字了——这也是为了当官而送礼，是一种更为隐蔽的送上的名誉、荣誉之礼。但现在，我不想这些了，也决然不会再做这些了。而是变得对权力有了一种恐惧感，恨不得逃到某个没有权力对人的管理的地方去。离权力越远越好，就像小偷离警察越远越好一样。

对于金钱，我是真的觉得多了要比少了好；可现在，我不会去渴望，不会去为之努力、奋斗了。我现在在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工资偏高，已经可以维持我的一家人在北京的正常开支。我的小说如果正常出版，也有相对稳定的读者群，有比一般作家偏高的版税收入。我的河南农村老家的那些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们，他们在那儿，不是日子过得最好的，但在那个村庄里也是不错的。我也有能力定期帮助他们，给他们一定的补贴。我父亲下世很早。我母亲经常对我说：“你父亲太没福了，他活着时想吃一个鸡蛋都困难，现在他把福气都留给我了。”我母亲已经将近80岁，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人家都说我是村里过得最好的老婆婆，到村头大街上想买什么就可以买什么。”如此，我确实过得很好，家里人也过得可以因为知足而常乐了。我不会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去赌场，赌到最后必须靠写稿还赌债。中国也没有法国式的贵族，也没有19世纪巴黎社会中巴尔扎克要混的贵妇人圈。如此，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钱再多我还是爱吃河南的家乡面，而对山珍海味没有大兴趣。

对于名声，如毛泽东所说：“实事求是。”我年轻时朝思暮想，渴望取得功名。可现在，我可以看得很淡了。中国有个国家文学奖，叫鲁迅文学奖，第一届评奖时，我的《黄金洞》参加评选，那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三十几岁，名利心很重，确实给两个评委打过电话，请他们投上我一票，尽管那是一部确实不错的中篇小说。到第二届评奖时，我的《年月日》参加，我和谁都没打过电话，没说过一句请他们投票的话。这不是说我这时的名利心就淡了多少，而是盲目地觉得，以《年月日》的艺术性和独创性而论，那样的小说没有被评上，会成为评委们的笑话，所以我没有打电话。后来事实证明，它就差一点没被评上。到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评奖时，我的短篇小说《黑猪毛?白猪毛》参加评奖，希望很大，最后落选。后来有知情人士告诉我说，评奖到了最后时刻，有个评委说：“阎连科连个电话都没打，人家根本不在乎这个奖，我们为什么要追在人家屁股后面把奖送给人家呢？”也就让这篇小说在获奖和不获奖的评委们的犹豫中被拿下来了。下来就下来吧。我那时早已过了四十而不惑的年龄，知道把奖给别人确实比给我更有实际意义。中国还有个大奖叫茅盾文学奖。听说当年我的长篇《日光流年》是很有希望的，但我连评奖的经过问都不去问。《受活》在那届评“茅奖”时，出版社是上报了的，但据说初评的第一轮，不是说要讨论把哪些作品评上去，而是说先把哪些作品拿下来，不让它入选。于是《受活》就第一个被拿下来了。对于这些，我都觉得很正常，无所谓。我是真的把名利看得很淡了。这不是觉悟，而是年龄使然。我已经年过半百，只应该在意文学而不应再在意名利了。你每出版一本书，第一版都可以印10万册左右，这不是已经很有名了吗？你还想怎么样？

所以，现实生活中，我不再想权力、金钱、荣誉了。或者说，至少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在意权力、金钱、名誉。现在，我只想有相对健康的身体，过一种平静的生活：早上7点钟起床，8点钟坐下来写作，两个小时后写2000多字，到此打住，离开书房看看NBA人比赛，下午进行必要的应酬和聊天与谈话，晚上9点钟左右就上床，看一会儿书就睡觉。

北京的生活是相当烦乱的。我的原则是把每天上午交给我自己，把所有的应酬、烦乱安排到下午去。把白天的一半时间给自己，一半时间给别人。把晚上的多半时间给睡眠，少半或更少的但一定、必须要有的时间给阅读。如此说，我不是过得非常平静幸福吗？请在座的每一位放心，我现在是一个过上平静生活而无太多欲望、杂念的很幸福的人。

我个人以为我比你们都幸福。

不平静的写作

一谈到不平静的写作，所有人都会想到我有三四本书被禁。《夏日落》、《为人民服务》和《丁庄梦》，还有刚才一进门就有人问我的去年完成的长篇小说《四书》，在中国已经“旅行”了十五六家出版机构，均未有出版之可能。《受活》和《坚硬如水》，又都是备受争议的小说。如此，我就变成了一个在许多地方一提起我，大家都要说的“中国最受争议的作家”——尤其在海外，这样的介绍，好像是给了我巨大的荣誉与褒奖。无论我的作品被禁还是被争议，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大家不要把禁书当成荣誉和信任。必须要明白，禁书并不一定就是好作品。禁书和被争论不能和优秀作品画等号。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是禁书，但那部伟大作品中有伟大的灵魂和良知。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被禁，那是荡气回肠的关于人的灵魂被魔鬼煎熬的杰作。还有美国作家米勒的《北回归线》、艾伦?金斯堡的《嚎叫》和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英国作家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拉美作家略萨的《城市与狗》、博尔赫斯被禁的短篇小说集、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雪》，等等，这些被禁的作品，确实堪称伟大和杰作，是世界文学中的瑰宝。但被禁在中国就不一样了。中国的常规情况是，几乎每年都会有一些出版物被禁止出版，或出版后禁止发行或再版。以小说而论，这不等于说你的小说被禁、被争论就是好作品，不等于说你的小说就对人、灵魂、现实有巨大的关注、爱和悲悯。从艺术上具有独立的个性与探索精神这个角度去说，以中国古典小说《金瓶梅》为例，它确实是世代都被争论的一部伟大小说，到今天，在中国还不能公开出版，可从文学角度去说，其中许多关于性的描写，也确确实实有多余之感。以我自己来说，在被禁掉的小说中，《夏日落》在中国的军事文学中有一定意义和价值，但放到整个中国文学中去看，那也就是一部还不错的传统现实主义作品而已，达到那个艺术水准的中国小说不知有多少。《为人民服务》影响巨大，可那是我不太满意的作品，其故事和《坚硬如水》的相似性让人不可忍受，如果你们有机会看到《坚硬如水》，你们就会明白这两部小说孰高孰低。这几本书，相比之下，《丁庄梦》和《四书》要好一些。从艺术探索及和中国现实的结合上说，在这些书中，最不理想的是《为人民服务》，我最满意的是《四书》。

关于不平静的写作，有机会我们可以细谈那些被禁之作的“不平静的风波”。这里，关于不平静，我要说的第二点，是什么决定了我写作的不平静——是现实，是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国今天的现实——我总是反复去说——每一个作家也都会认同，那就是现实生活的复杂性、荒诞性、深刻性远远超出我们作家虚构出的文学故事的荒诞、复杂和深刻。换句话说，生活比文学更丰富，生活比文学更文学，生活比虚构更虚构。现实中所发生的事情，比小说故事更为引人和揪心。你们在澳大利亚道听途说的、在网上看到的，哪一件事情不惊心动魄、离奇古怪，而又实实在在呢？

中国没有平静的现实。到今天，全国的煤窑还在不断塌方死人、瓦斯爆炸，死10个、20个人都算不上大新闻。毒奶粉、苏丹红鸡蛋、地沟油、假发票，人们谈论、评价的语速没有事情的频繁发生快，最后变得这些事情如果不发生倒是有些不可思议了。拆迁中的暴力和无法可依、随意强拆，听多了就像吃米饭时嚼到了一粒沙，没有什么值得惊讶和大惊小怪的。这样不平静的现实，它如何让一个关注现实的作家写出平静如水的作品呢？沈从文的《边城》“平静”而美丽，可那样的作品鲁迅写不来。因为鲁迅全部的血流和脉跳，都和那时中国的现实是同步同台的。所以，一个作家不关注今天中国的现实，也可能写出非常有韵味，而且也备受欢迎的平静而美丽的作品来，如沈从文和汪曾祺那样的小说。汪曾祺可能大家不熟悉，但他的《受戒》、《大淖纪事》是我说的那种“平静写作”的代表作。而我，确实喜欢那样的作品，可又写不来，也不会特意去写那类的作品，原因就是我的出身、我的经历、我的世界观和文学观，使我不能不关注当下的中国现实。我写作的重要资源——我家乡的那块土地，也确实不是一块平静的土地。说到底，小说在某一方面是经验的产物。经验往往决定小说的品相。一如中国景德镇的土壤决定景德镇的瓷器；中国茅台镇的水源决定茅台酒的醇香；澳大利亚的铁矿石，决定中国炼钢厂炼出来的钢铁的好坏。我关注今天中国的现实，就只能写出那些不平静的小说，就只能有不平静的写作现实和文学生活，并非阎连科的有意而为之和追求“顶风作案”所产生的奇异与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