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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3页）

明明是把钱财交给了来抢劫的强盗，强盗大摇大摆地走了，居然在他的笔下变成了“群凶窜北荒”，当真是“妙笔生花”。

那位王继忠也在和议中捞到了巨大的好处，两边都把他看成了功臣，每年宋朝派遣使者去辽国的时候，皇帝都会让使者给他带去大批的花红礼物。辽国也没亏待他，赐他国姓，官职一路高升，最后居然坐到枢密使，被封楚王。

这个“奇迹”，只会出现在宋朝，王继忠的命真好，要是在别的朝代，早拿他当汉奸给办了。

“澶渊之盟”以后，契丹贵族每年都会不劳而获一大笔钱财，个个都心满意足，萧太后巩固统治的目的算达到了，五年后她离开了人世。辽圣宗也信守和约，还真把宋朝皇帝赵恒当大哥对待（哥们儿虽是好哥们儿，但不给钱可绝对不行），宋辽一直和平相处。乾兴一年（1022年，辽太平二年），宋真宋去世，辽圣宗还为此大病一场，大有兔死狐悲之感。天圣九年（1031年，辽太平十一年），辽圣宗病逝，在临死时还嘱咐“不得失宋朝之信誓”。

此后，一百二十多年间，双方未发生大的战争，维持了和平的局面。

“澶渊之盟”影响深远，历来也是评价不一，从经济发展上看，宋辽可谓“双赢”，连续数十年的流血征战不再，百年和平降临，边境开通“榷场”，加强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其历史意义不容忽视。

但对宋朝来说，经济上的成功不能掩盖政治上的失败，无论如何“澶渊之盟”是个屈辱的城下之盟（而且是在占优势时的城下之盟），更为恶劣的是开了妥协、不抵抗的先例，成为解决和西夏、金国争端的范本，为靖康年间迷信和谈，坐失良机，最终覆国和南宋高宗在与金人交战有利的情况下，达成了屈辱的绍兴和议，乃至隆兴和议、嘉定和议等等都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祖宗之法。

纵观两宋历史，在对外冲突中，大宋是打败了求和，打胜了也是求和，这种无论胜败都给对方付钱的做法，赵恒实在难逃始作俑者的指责。

在签订缴纳岁币的和约时，大宋的宿命就已经被决定了。

辽国还算有君子风度，信守和约直到亡国（这个和约最终是宋朝撕毁的）。西夏得到钱财以后却是反反复复，但国小力单，想要吃掉宋朝它还真没那个胃口，金国却是被岁币激起越来越大的贪欲，最终女真铁骑踏破汴梁城，结束了北宋的流金岁月。

真是成也岁币，败也岁币。

历史证明，金钱买来的和平根本就是靠不住的。

“澶渊之盟”在政治上给宋朝带来的好处只有一明一暗两样：明的是和辽国和好之后，可以全力对付西北的党项，并成功地在景德三年议和，西北边境获得了暂时的和平。暗的是岁币使契丹群狼不劳而获，逐渐丧失了劫掠的本能，退化成了只会坐享其成的废物。到辽兴宗统治的时候，以往驰骋如风的契丹铁骑就被西夏连续击败，丢尽了脸面。

每年三十万的金帛，竟毁掉了一个剽悍的民族，金钱巨大的腐蚀力，不仅喜滋滋点钱的契丹贵族没有想到，就连赵恒、寇准也没有想到。

无敌的不是锋利的刀枪，不是纵横的铁骑，更不是“神授”的君权，而是人见人爱的花花钞票！

第五章　荒唐的心理战

从打击政敌开始（1）

和平降临，来自北方边境的巨大压力没有了，大宋终于把这块沉重的包袱甩掉了。

获得和平的过程虽然是屈辱的，但和平本身终究是可贵的。

当然，赵恒不觉得有什么屈辱，反倒洋洋得意地觉得自己是胜利者，就连寇准也是如此，逢人就宣扬自己力挽狂澜的功绩。

赵恒的心情好极了：消除了一块心病，浑身上下是那么的轻松。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代圣主（宋代的皇帝都有这个情结），过去总被辽国搅得安不下心来，现在他要毫无牵挂地施展治理国家的手段了。

赵恒在寇准、毕士安的辅佐下，干劲冲天地忙活起来了。

北方既然不再打仗了，马上就合并防区，减少驻军、组织复员，把因战争荒废的土地重新开发，尽快恢复经济发展。

在那个农耕时代，农业绝对是立国之本，这个重点不能丢弃，赵恒在景德二年（1005）诏令各道州府的长官都要兼“劝农使”之职，通判兼管农之职。

赵恒还从景德三年开始，在各州郡（边境州郡除外）普遍设置用于准平谷价的常平仓和用于赈济灾荒的义仓。义仓没什么好说的，常平仓可是很有讲究，它是各州按人口多少，从上贡钱中留下一定的银两，到新谷上市的时候，以比市场价略为高一点的价格购入，等到市场上粮价暴涨时再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卖出（但不得低于本钱）。这种做法很有些国家宏观调控的意味，可以平抑市场粮价，既可以防止“多收了三五斗”时谷贱伤农，又防止了青黄不接或灾年时谷贵伤民，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粮商囤积哄抬粮价，甚至在遇到灾荒时还可贷粮给灾民，用做种子或口粮。

这是功德无量的好事，比他以后搞的那个“天书”、“封禅”强上百倍。

商业在这个时候继续了咸平年间快速发展的势头。宋代人是中国历史上最会做买卖的，国内贸易不必多说，海外贸易远达阿拉伯各国。宋辽休战和平，又搞起了“边贸”，在雄州、霸州、安肃军、广信军设置了四个榷场，与辽国大做生意，赚得盘满钵满。景德四年又在宋夏边境的保安军（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