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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2页）

英国学者李约瑟到昆明进行学术交流时，曾这样评论当时的中国教授：“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常常闻名于欧美而不得一饱。”华罗庚的妻子吴筱元得到两个鸡蛋，他让妻子把鸡蛋平均分成五份，自己把其中的一份吃了，剩下四份留给妻子和三个在家的孩子。妻子望着桌上剩下的那4瓣鸡蛋，眼泪不由得扑簌而下。华罗庚安慰说：“等我这本《堆垒素数论》出版后，我们去割几斤肉，全家人美美地吃一顿。要是还剩着钱，就给孩子们添几件新衣服，再给我自己买两包烟——真想抽支烟呀……”

《堆垒素数论》的中文稿，终于在1942年年底完成，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这部费尽两年心血方才写成的30万字的巨著，在他寄给重庆的中央研究院后，对方一拖半年才告知：手稿已遗失。《梅贻琦日记》中也提到此事。《堆垒素数论》中文手稿丢失后，华罗庚大病一场，他没有马上重写第二稿。他在思考新的数学问题，很快完成了他的另一部著名的学术专著《数论导引》。1944年，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英文版由苏联国家科学院出版。这是华罗庚在世界数学科学领域里的成名作，数论学领域的新星由此冉冉升起。当时他只有35岁。

1944年，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昆明附近很少再听到空袭的警报声，华罗庚这才告别了在大河埂村整整住了3年的牛圈，回到城里，住在一间瓦檐低矮、潮湿拥挤的破平房里，继续他的研究。

1945年，矩阵几何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正式诞生。它的创始人，便是在牛圈里成长起来的中国数学家华罗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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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的“荤段子”

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学。清华在战前曾在长沙开始建筑部分校舍，此时还没有完工，因此长沙临大主要租用长沙圣经学院的校舍。因校舍不敷使用，文学院改设在南岳衡山。

潘光旦任教清华大学时，沈茀斋（沈履）曾任梅贻琦的秘书长。长沙临大在湖南岳麓山建校舍，他们是邻居。有一回，沈茀斋半夜有电报到，邮差误将“斋”认作“齐”字，在门外大叫：“屋里有沈茀齐吗？”吃早饭时，潘对沈说：“昨夜邮差大不敬，将尊兄的下半截割掉了。”同桌吃饭的人大笑不已，冯友兰笑得喷饭。

现存的潘光旦手稿《存人书屋拊掌漫记》保留了当时烽火连天的形势下，一群临大教授苦中作乐的生活场景记录。潘光旦记录这些生活场景，很人性化，也富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性”趣盎然，常常说些既谑又雅的　“荤段子”。随手举几例如下：

其一：余与海宗（雷海宗，潘光旦清华学校时期的同班同学，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离平到湘后，内子与海宗夫人皆不健笔，来书甚少，余约计每月只一信，海宗则更少，四月中，所得只一函及二明片。某日与海宗晤，谈及此事，余谓亦有法使彼等多作书乎？海宗摇头曰：鞭长莫及。余不禁大笑，徐曰：鞭字有语病！

其二：之迈（陈之迈，时任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成婚之夕，众大闹洞房，化成（王化成，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硕然长者，独不往。事后有人传语谓化成实有苦衷。化成离平来湘，亦既四五月，怨旷之余，曾求教于体育教授马约翰先生，马先生曰：可非法出精。于是非法出精之大议论，一时传遍圣经学院。之迈之婚，同人自无不见猎心喜，而化成枨触尤多，竟不入闹房之伙，同人有扣之者，则曰：闹房后归圣经学校宿舍，独自对火盆发愣，有何意味。此段问答某日传至新园，岱孙（陈岱孙，时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味而善之，频点首曰：对火盆以叹息。余亟应之曰：抚孤松而盘桓。

其三：清华在岳麓山建新校舍，余与芝生（冯友兰，时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岱孙、嘉炀（施嘉炀，时任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主任）等初次往观。其旁有农业学校，校有蚕室，占清华新址之一角，正接洽出让中。临时大学开办时，拟即以此为土木工程系之教员宿舍，余笑问嘉炀曰：公等何日可下蚕室？芝生喟然曰：“是真所谓文章误我，我误妻房！”

其一中的“鞭字有语病”，运用了“鞭”字在俗语里暗指男性阳具的一层含义，造成了一语双关的修辞效果。其二，陈之迈和黎锦熙的女儿黎宪初长沙结婚一事，可参见《吴宓日记》，黎宪初是和吴宓一行由北平到长沙，吴宓对黎宪初曾有短暂朦胧爱意。“非法出精”一语源自佛教，指手淫；以陶渊明《归去来辞》里的“抚孤松而盘桓”来对“对火盆以叹息”，不仅对仗工整，也和“非法出精”的说法遥相呼应，隐喻“自慰”，十分明显。其三的“蚕室”是一个典故，唐代李贤注《后汉书》云：“蚕室，宫刑狱名。有刑者畏风，须暖，作窨室蓄火如蚕室，因以名焉。”意思是说受过宫刑后的人怕风，喜暖，在地下室生火养病，生火的地下室就像养蚕的暖室一样，后来就以“蚕室”来指代宫刑牢狱。这明显是以典故来引起联想，造成戏谑的效果。冯友兰所说“文章误我，我误妻房”出自《琵琶记》唱词，既是对潘光旦的回应，也巧妙地点出战争期间，妻离子散、流离颠沛的悲剧。

这样的玩笑对于发掘古典文献注释《性心理学》的潘光旦来说，是自然的，没有广博和雅致，也不会有学者意气相通的灵犀一点。

当年鲁迅作《中秋二愿》，其中之一是“从此眼光离开脐下三寸。”即使战争期间，恐怕也不容易。谁也无法把“性”和“人性”完全脱离。教授的“荤段子”，如果没有佛学、陶诗和史记的背景知识，听者准一头雾水，哪里笑得出来？今天的“荤段子”，娱乐就是“愚乐”，低俗，直白，真是围绕“脐下三寸”，没有一点文化含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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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都爱泡茶馆（1）

“昆明有多大，西南联大就有多大”，这是春城一度的流行语。联大的图书馆条件简陋，茶馆便成了联大学生延伸的课堂。联大人还发明了“泡茶馆”一词。昆明本地话说“坐茶馆”。“泡”是北方人的习惯用语，意指在茶馆呆很久，甚至废寝忘食。许多同学的毕业论文都是在茶馆里完成的；不少老师在茶馆里批改作业；一些名家大师也是从茶馆起步的。

汪曾祺回忆联大生活曾说：“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李政道打比方说，联大时期的昆明茶馆有些像20世纪巴黎的咖啡馆。赵瑞蕻说，“泡茶馆”已成为联大师生（尤其是学生）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了。那时，联大附近如文林街、凤翥街、龙翔街等，有许多本地人或外来人开的茶馆，除喝茶外，还可吃些糕饼、地瓜、花生米、小点心之类的东西。

联大的师生为何爱“泡茶馆”？原因有二。其一，联大读书，没有固定的教室，自修往往要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图书馆当然好，但常常没有空座位（那时西南联大有学生两三千名，图书馆却只能提供不到二百个座位，所以每天抢占座位成了学校最热闹的事情）。宿舍里光线太暗，阴冷，潮湿，同样没有书桌，而且也嘈杂。所以昆明的茶馆成为联大学生“延伸的课堂”。其二，有一段时期，昆明的电力超载很多，晚上用电高峰时间，电压常降到160伏以下，白炽灯泡微微发红，怎么能看书呢？进茶馆。

吴铭绩的《联大生活追忆》一文，生动地描述了当年联大学生进茶馆读书的情形：

西仓坡下有个翠湖公园，离新校舍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