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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2页）

叶剑英感到事态严重，决定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尽最大努力，抵制这种错误的做法。

他亲自调查，找一些同志谈话，分析研究，认为多数同志是对“左”倾错误领导不满，拥护毛泽东的好干部，少数人犯过错误，性质也不严重；有些人则是编余干部，根本没有“错误”。

他感到，这些革命同志是党的宝贵财富，决不能当成“包袱”，随意抛弃，更不能随意杀掉。

因此，他冒着自己再遭打击的危险，仗义执言，尽量设法让他们随军突围转移。

当国家保卫局长邓发，拿着一份要“处理”的干部名单给他看时，他便提出了不同看法。

那名单上有五六十名干部，分成A、B、C三类，一类是要杀的，一类是要留在苏区的，另一类是可以参加突围转移的。

叶剑英看后当即问他这是谁决定的？邓发回答，是中央讨论定下来的。

叶剑英说，人命关天，不论谁定的，也要有根有据，符合事实，不能无法无天。

他坚决反对杀人。

他对了解的干部，逐个谈了自己的意见，极力加以保护。

他看到名单上有边章伍的名字，被划入枪毙的一类，叶剑英激动地说，这个同志我非常熟悉，他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很有学问，军事理论和军事素质比较高，是军队的有用之才；况且他参加宁都起义有功，工作很有成绩，又是个好人，怎能把人家列为反革命呢？邓发被说服了，便把边章伍的名字勾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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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三篇（4）

就这样他暗中保护了许多干部。

为了更好更多地保护蒙受冤屈的同志，在一次讨论如何组织军委纵队的会议上，他向朱德、周恩来等军委领导再次明确提出保护干部的意见和安排干部的方案：第一，是把红军大学和其他几所已被撤销学校中的一部分教员、学员，分配到各个军团中去补充干部缺额。

第二，组编成一个直属军委的干部团，调公略步兵学校校长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干部团仍属随营学校性质，以保留战斗骨干。

第三，将受“左”倾领导打击排斥的所谓“犯错误”的干部和编余干部，一部分安排在军委机关工作，另一部分编入干部团随军行动。

朱德、周恩来采纳他的建议，经过军委讨论批准，将党和红军的一批重要干部，其中包括萧劲光、郭化若等同志都被保护下来。

这些干部在遵义会议之后，都先后被恢复了名誉并分配了工作，他们不仅在长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全国解放以后，大都成为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人。

尽管叶剑英等主持正义的领导者竭尽全力保护了一大批干部，但是，“左”倾错误领导者对于反对他们主张的干部继续采取能整就整、能甩就甩的办法，进行打击迫害。

叶剑英遭到李德歧视，身处逆境，自身难保，对一些被硬行留下的重要干部也爱莫能助，有的甚至是亲密战友，也无能为力。

他后来回忆说：“李德那个人可厉害，他讲不赢道理，就用组织手段整你。

长征时很多干部没带出来，像瞿秋白、古柏、毛泽覃、刘伯坚这些同志战死的战死，有的被杀掉。

这都是李德他们搞的。”

叶剑英与刘伯坚是十分熟悉的老战友。

刘伯坚于1926年同邓小平、刘志丹等先后被派到冯玉祥的部队做政治工作。

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副部长，深得冯玉祥、于右任、邓宝珊、杨虎城、吉鸿昌等将领的信赖。

1931年在中央苏区参与策划组织宁都起义后，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功勋卓著。

长征突围前，“左”倾错误领导者翻他的老账，无非是因为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反对过王明宗派集团，因此，刘伯坚被留在苏区，担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可是他并没有因为受排斥而消沉，仍然忘我的工作。

为了护送主力红军渡过于都河，他亲临架桥工地，开展后勤支援工作，从早到晚，站立河畔桥头，为长征战友送行。

他见到叶剑英，特意把酒饯别，倾诉衷肠。

两位老战友恋恋不舍，心情十分沉痛。